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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系列智库论坛之“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举办

2021-04-27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密切相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此背景下,4月25日,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与中国网联合主办了“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论坛,邀请2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在逻辑。

彭凯平致辞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彭凯平出席论坛并致辞。彭凯平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总结百年历史经验,思考民族复兴前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实现民族使命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前瞻意义,期待各位与会专家贡献更多智慧,展开深入讨论,共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献礼。

杨新华致辞

中国网副总编辑杨新华出席论坛并致辞。杨新华指出,回望百年来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的历程,也是历史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民族复兴之路,在历史的淬炼中化茧成蝶,成为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未来的历史发展还将继续证明,由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获得了真理的赋能,时间站在了中华民族这边。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秘书长曾劲松主持论坛开幕式

赵可金主持论坛第一环节

论坛第一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了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内涵,特别聚焦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变化,分析了中国的国际观和战略思想变化。

王灵桂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灵桂指出,近几年来国际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联合国的权威性进一步削弱,在人类面临重大疫情的紧要关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WHO的权威性提出了高度质疑。美国领导世界的意愿和能力在发生变化,东方力量开始平视世界,中国发展势不可挡。王灵桂强调,美国打压对手的实力和能力依然不容忽视。欧洲、日本等国心态比较复杂、有所不甘。世界重心东移的格局开始出现,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成为全球政治博弈的中心地带和大国竞争的主要舞台。

唐士其发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表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二元文化,倾向于把矛盾放在一个主体内部,并且矛盾是发展的动力。相反,西方文化是一元文化,倾向于把矛盾放在两个彼此对立的主体之间,并且致力于从内部消除矛盾和对立。唐士其认为,中西方文化哪一种更好,可能没有答案,要看具体的环境和自己的选择。在文化问题上不应把文化差异过于意识形态化。一种文化要对其他的文化有所贡献,前提是这种文化在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方面能够为其他文化提供思路和借鉴。

杨光斌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表示,冷战后的前20年,美国霸权可谓一枝独秀,风光无限,但仅仅在20年后,美国人开始谈中美共治。杨光斌认为,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为我们留下许多启示。第一,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中国是东亚秩序的建设者;第二,大一统国家观保障了中国作为“世界”的完整性,哪怕中国处于世界秩序的边缘地带时期,比如1840年到1949年;第三,组织起来也就是站起来的中国有能力改变世界秩序的天平;第四,富起来的中国让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中心地带。

杨光斌强调,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脉络上,西方国家基本上是靠贸易立国,世界市场份额和外部资源汲取具有国内政治意义。因为西方党政民主的政治事实上是资源分配性政治,必然靠汲取外部资源而满足国内要求,这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化解国内矛盾的基本方法。即便如此,依然矛盾尖锐,很多人因此移民到新大陆和大洋洲。但时至今日,结构完全变了,西方国家市场份额不断收缩,移民是反向的,而因此形成了欧洲的难民危机和美国的国民性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因自身发展成就重返世界舞台中央。长周期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以中国为中心去看世界秩序。

吴志成发言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表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挑战,主要包括百年大变局的动荡变革,逆全球化思潮的发酵泛起,主要大国的战略博弈,单边主义的逆流横行,安而不稳的周边环境,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吴志成表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则,包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国内与国际统筹、尽力与量力兼顾、刚强与柔智相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吴志成认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一是要系统优化全球治理战略设计;二是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三是持续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关系道路;四是有效提升全球增量治理成效;五是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增强硬能力,提升软能力,涵育巧能力。吴志成强调,最后一点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走细,使之不再是理念,而要行稳致远。

崔洪建发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指出,近几年,西方的学界和政界始终围绕的核心命题就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国际实力的变化和对于国际利益格局的改变”,在西方看来,中国的财富增长,在当前利益格局中的持续获利,一定会挑战接下来的国际权力。崔洪建指出,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进一步加快了发展速度,相比之下,美国有强烈的危机感。因此,中国和西方进入矛盾多发期、矛盾尖锐期。

陈曙光发言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曙光表示,全球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要建立一套普遍认可的文明规则,也就是人类文明人类文明专指人类在普遍交往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交往理性、价值规则,或者说是一种共同的公理、公善。他提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文明出场;世界正义力量崛起,对传统人类文明产生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文明重构的一个历史契机;普世主义的价值理性与美美与共的文化图景相背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

中国网新闻中心副主任李小华主持论坛第二环节

论坛第二环节,与会专家集中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坚持四个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陈述发言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陈述在会上指出,应分三个主线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一是依靠和领导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艰苦奋斗史,革命、建设、改革、强国,在这四个历史篇章中取得伟大成就的艰苦奋斗史;二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始,把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随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是始终自觉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史。陈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留下的启示就是坚持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宋月红发言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是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统一。其内涵非常丰富,不仅包含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发展,也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不仅包含中国共产党自身,还包含党的初心使命。宋月红指出,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是广泛意义的,不是狭义的概念,是社会发展、社会运动、社会矛盾的一个表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相辅相成,其中管党治党是党建和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从历史、实践、理论、政治上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戴长征发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三大历史传统的继承者。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中国历史文化不仅具备优良传统,治理上的一些优秀经验也被继承下来;二是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之前革命时期有优良传统,后来70多年搞建设也有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也继承下来;三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也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批判性地继承其中的优良传统。

王洪波发言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洪波指出,重要历史成就的取得,可以极大地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过一句话“一步行动胜过一大纲领”。实践的证实对自信的支撑是终极性的。此外,强力、从容应对困难和挑战,可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中国现在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前人经验,是开创性的。目前已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挑战,未来还会遇到新的问题、矛盾、挑战。

李锋发言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副教授李锋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百年大党,其制度化不断进步,但还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党情、国情、世情。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做到了防止利益集团组织目标的替代,做到了夯实组织基础,做好组织录用。一般伴随着执政时间的增长,很多大党、老党容易将执政资源进行垄断,尤其会忽视基础组织和青年人才的录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党员的选拔问题。一方面注重从社会精英里面吸纳和统和,提升党员群体的先进性;另一方面重视代表性的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做到了分层次科学管理意识形态和打造符合中国政治体系的政党制度。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主持论坛第三环节 

论坛第三环节,与会专家通过研讨“十四五”规划,集中分析了新时代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意义。

朱光耀发言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它既是继承过去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为2035年实现党中央确定的远景目标做政策和经济实力的准备。到2050年,中国共产党又将迎来一个关键历史时期,要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朱光耀表示,从现在到2050年,第一个关键点是“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要超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十四五”规划结束之际,中国人均收入要超过届时世界银行高收入的标准,目前来看还有大约2000多美元的差距。这需要中国经济在“十四五”期间始终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中国完全有信心、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跨过高收入标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此成为发达国家,届时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李稻葵发言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指出,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是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在办好世界大事的过程中完成民族复兴。李稻葵表示,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肩负全球责任,在减碳及全球化等议题上,中国也为全球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树立起一个进步的、一个充满自信的、一个开放的大国新形象,让中华民族在全球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民族。

杨瑞龙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初级阶段理论里搞“渐进式改革”,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现有体制里面把市场经济引进来,走出了一条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杨瑞龙认为,中国改革道路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中国改革是在已有的政治框架下进行的。《华盛顿共识》表示,一个传统性体制要引进市场经济,必须把原有的政治框架打碎。中国不是这样,在改革之初保留原有政治框架,逐渐引进市场、放权。在顶层设计下面,充分激发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积极性。这就是增量改革。中国所有的改革成功都在于增量,每一个改革单独看都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推进了改革。第二,先试点,再推广,逐渐引进。这种改革经验让中国开始把市场机制引进来。西方不看好中国,认为这样改革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逻辑。所以从1984年开始西方就开始唱衰中国。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实现他们的“预期”,实现了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尽管现在遇到很多问题,但是目前中国还是世界上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这是事实。

杨雪冬发言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长聘教授杨雪冬表示,回望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很好地把握住了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杨雪冬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把握住这些重大时间节点,原因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主体性,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五四之后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实现了精神的自觉。这就是主体性最根本的特征——要有独立的意识。这一百年里,中共走出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其实就在于实现了精神的自觉。二是自主性,自主性就是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不受外部利益的影响。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是一个自主性。有自主性,在做决策的过程中才可能会考虑更多数人的利益,在执行中才不会出现“被绑架”的结果。三是能动性,毛泽东经常讲,要符合客观实际,另外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观性在西方的理论里讲得不是很多,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理念里面特别强调主观能动性。越是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越会有创造力,就是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是中共的独特优势,从这个角度,也更容易理解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张立群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向资本主义方向靠拢,也不向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方向靠拢,而是在中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极大解放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实践中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功。我们正在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条路包含着社会主义最终走向成功的伟大曙光。张立群表示,现在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在下降、在转折的拐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会降到5%以下,针对这个观点有必要做一些澄清。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在8%以上,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还是需求不足。逐步扩大内需,就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经济会成为世界经济从困境中走出的一台最重要的发动机。

章玉贵发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指出,中国的发展在没有现成指标体系的参照下,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此背景下,中国更要审慎执行新兴大国的开放战略,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外部约束条件的独特新兴大国开放模型。章玉贵表示,中国应培育金融公共产品,人民币要深入各个层次的资产定价和交易体系。对2035年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当,但前提是要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不可过度自信,这样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便可以全面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赵可金作总结发言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在论坛最后环节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论坛主要谈及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很多其他政党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政党是私利性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公益使命的政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二是中国共产党除了是中国的执政党,还是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党和非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党是很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三是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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