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概要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治理传统的实践逻辑。源自联共（布）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共的革命实践中经历了政党吸纳、组织架构、政党干部、政党纪律及党内斗争等多方面的复杂变革。本文强调对这种实践逻辑的揭示不仅仅是要把握这些实践要素本身，而且需要把空间、事件、人物和话语分析结合到时间分析中去。这种把政党治理和历史分析带入社会学的做法有助于拓宽社会学的视野。

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作为一个重大的发展战略问题不断得到强化，社会学界也积极参与讨论，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社会学界对此的讨论还有两个方面亟待加强。

首先，社会学界将讨论的焦点更多放在“社会治理”问题上，而将“国家治理”问题留给政治学等学科。这实际上是承袭了社会学界以往在应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时主要关注“社会”维度这一传统做法。但是这种谨守现代学科分界的做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面对“治理”这样的重大问题时，都是故步自封、捉襟见肘的。在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这样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那里，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从来就是不可分离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学要激活面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想象力，就应该突破狭隘的学科边界。为此，我们不仅要更自觉地把“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放在一起来思考，而且还要重视与之相关的第三个治理概念:“政党治理”。政治学界已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把政党带进“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中，并把政党治理作为治理问题的一个核心范畴突出出来。但是，“政党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

其次，社会学界常常为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概念所吸引，而对其中时段和长时段的传统重视不够。目前在治理问题的讨论中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似乎社会学仅仅存在当下，而“察其渊源、观其流变”属于历史学的定位。这是今天学科分工格局产生的又一不利后果。笔者曾提出为了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应该“把革命带回来”。在今天思考治理问题时，我们如果不能很好地澄清革命时期的政党治理传统，那么，在新时期提出的政党治理方向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政党治理传统做一个概要分析。“政党治理”甚为复杂，它既包括政党内部的治理问题，也包括政党与政党、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群众等外部的治理问题。即使是政党内部的治理问题，也还包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等多个向度。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社会学界以往较少深入讨论的政党治理的组织传统，即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本身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它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出现过什么样的治理问题，其组织问题解决的制度、机制、逻辑和过程给今天的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留下了什么样的传统。

二

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基本理念来自马克思的思想，而遵照的政党组织传统则来自列宁的创造。尤其是中共在1943年之前一直接受联共（布）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因此，要澄清中共的政党治理传统，就需要先来辨析中共与联共（布）在治理传统上的异同之处。

中共与联共（布）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属所谓“列宁式政党”。1903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坚持用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高度集中、活动秘密的原则来建党，以此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独特的建党路线，并与欧洲的无产阶级政党及俄国的孟什维克构成了鲜明的对照。1904年列宁把这个建党原则称为“集中制”，1906年列宁在经历了与罗萨·卢森堡的辩论后将此原则改称为“民主集中制”。正如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的:“列宁用一个有意识地创立、构建和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代替了一个无定形的社会阶级。通过强调政治的优先地位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政党，强调需要在一个‘广泛的革命联合’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组织’，列宁就为政治秩序奠定了先决条件。”而中共自成立以来接受的就是列宁的建党学说和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理解中共的政党组织传统的基本起点。不仅中共党内按照这一原则来组织，而且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遵行的也是下级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

不过，由于历史、民情、地理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共与联共(布)在政党治理上还是存在着几个关键性的差别。

首先，就党员身份来说。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党员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员。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俄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而持续的发展，工人阶级到1890年代已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

到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人数超过2200万，约占全俄人口的18%，其中产业工人就高达300万。而且，俄国工人阶级的一大特点是聚集程度特别高，50%以上的工人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71%的工人聚焦在俄国9大工业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更是工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因此，布尔什维克建立在这样一支雄厚而集中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是有充分保障的。而现代中国早期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工人阶级力量既弱小又分散，社会底层仍处在小农的汪洋大海中。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小农如马铃薯一般相互分离，“它们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此外，早期参加中共建党的积极分子较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既然早期加入中共的主要成分是小农和小资产阶级，那么，如何应对阶级出身和政党先锋性的张力，就成为中共建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就革命道路来说。联共（布）和中共走的都是暴力革命的道路。但是，联共（布）的革命主要是通过城市暴动、工人罢工和士兵哗变进行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通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取得的，苏俄红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才由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而中共革命经历了长期艰难的农民革命战争，以根据地为基础，通过自下而上地创建红色武装，逐步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才取得全国胜利。中共的成长与军队及农村根据地密不可分，这也因此决定了中共与联共（布）不同的组织形态。

再次，就党内斗争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于1898年召开，但不久党组织就遭到破坏而停止活动。直到1903年召开党的二大，社会民主工党才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但在二大上又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政派。1912年布拉格会议后，布尔什维克开始被看作一个独立政党，直到1917年在党的六大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才最后分手，正式成为两个独立的政党。也就是说，俄国共产党组织在十月革命前一直存在着公开的党内政派，而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当政期间，在布尔什维克的党代会上也一直存在着公开的争辩。这是民主集中制在俄国的一种体现形式。而中共一成立就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建党，没有出现党内两个政派长期公开对峙、斗争的情况。但是中共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在革命方针、政策和策略上会出现各种分歧和斗争。中共在处理党内斗争的方式上也具有与联共（布）不同的特点。

最后，就政党关系来说。联共（布）是世界上第一个列宁式政党，共产国际是由列宁创建的。相对联共（布）在列宁式政党上的先发性或原生性而言，中共是后发的、外生的列宁式政党;同时，中共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辖组织。因此，联共（布）和中共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联共（布）的国际主义的政党宗旨与苏俄的国家利益以一种复杂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而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帝民族斗争结合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中共与联共（布）在革命目标和策略上也存在着一定张力。

总的说来，中共虽然在1922年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支部，并在1927年6月明确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但从联共（布）移植过来的民主集中制真正适应中国社会的土壤，被重新加以改造、组装并得以有效地运作，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实践过程。

三

党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框架下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政党治理要素。下文将对这些要素作一概要分析。

首先是政党吸纳。如前所述，中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属性与中共党员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阶级出身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张力。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试图通过大力增加党员和干部队伍里的工人的成分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年10月，中共发出了“创造无产阶级的党”的第七号通告，要求推进党的产业化、提高领导机关的工人化。但这种解决方案因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收效甚微。中共早期即使是在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主要革命方向的时候，想要在相当弱小的工人阶级里发展党员也是困难重重。而1931年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日益转向创建农村根据地，党员队伍里的工人比例就越来越低。至于说党的六大以后一度强硬推行的尽可能由工人占据各级党组织主要领导岗位的做法，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许多被匆忙提拔上来的工人无法胜任领导工作，在各级党组织实际担重责的基本上仍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多居各级党委的秘书长位置，所以当时党内文件中出现了所谓“秘书长专政”的说法。中共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找到的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发育出一条独特的群众路线，并把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结合在一起。用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的经典表述就是：“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这种锻炼和教育的根本之道就在于群众路线，“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清除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群众路线简言之“就是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刘少奇特别强调党对群众的正确领导，实际上是要突出中共与群众关系的双向性。在联共（布）那里，只存在布尔什维克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工人阶级及其他群众的领导关系，而不存在布尔什维克俯下身来向群众学习的面向。而中共与群众的关系则呈现出双向性：一方面是党要“到群众中去”发挥领导作用，按照党纲和政策的要求引领群众的进步；另一方面党又要“从群众中来”，要善于向群众学习，党员要不断通过向群众学习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持革命的先锋性，并依靠群众，顺应群众的合理要求。因此，党需要在引领群众和顺应群众之间把握良性的平衡，党员需要在发挥先锋作用和改造自身思想之间把握良性的平衡，同时克服“先锋主义”和“尾巴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共把群众路线融进政党吸纳中，就此创造出一条独特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缔造机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为主体并未妨碍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

其次是纵向政党构架。

1.组织层级的设置。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是按照行政区域来划分党的纵向组织系统的，党的组织系统分为全国——省——县或市——区——支部五级。但“八七会议”后，随着武装暴动的展开和各根据地的创立，党的组织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一个调整是各省委组织武装暴动时并不是以县为单位，而是将全省划为若干暴动区，每个暴动区包含了若干县。因此，就在各暴动区成立了专门的党组织即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在暴动结束后，特委并没有随之撤销，而是从临时性机构逐渐演化成了省委和县委之间的一个常设机构。有些跨省区或战略意义重大的特委则是直属中央领导的。另一个调整就是中共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几乎都是在若干省交界处诞生的，因此在根据地的省级组织往往是类如闽粤赣、湘赣、湘鄂西、鄂豫皖这样的跨省的省委，只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省级组织基本按照地域来设置省委。在组织设置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地方党组织与主力武装的关系，稍后详叙。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八七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既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党内民权主义”，同时又反对“极端民主化”。但要在实践中把握这两种逻辑的平衡是比较困难的。在创建发展红色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各苏区与位于上海的中央远隔千里，通信、交通极为不便，战机又瞬息万变，需要当机立断，因此，各根据地拥有较高的地方自主权，这倒是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央“左倾”领导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但“各据山头”的局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长征时期更出现了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的武装力量威逼党中央的严重危机。到延安时期，中央开始对其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了以“一元化领导”为标志的新规范。193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1942年9月，经过延安整风后，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不过，战争时期的特殊机动性质依然决定了各根据地在执行中央决定时并非机械的，而是具有一定灵活性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华东野战军的粟裕把毛泽东原来的“小淮海战役”决策变成“大淮海战役”的设想（此设想后得到中央批准），就是一个中央领导的统一性与地方执行的灵活性相结合的经典范例。

3.组织内部的合议制。布尔什维克在内部的决策上采取的是合议制即委员制，也即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中共自成立始执行的就是这种合议制，与国民党实行的党魁制迥然有别。但是，中共和苏俄在军队组织的设置上差别甚大。苏俄红军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才开始组建的，曾经历了“一长制”与“双首长制”的摇摆。而中共中央在领导南昌起义时创立了“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这样一种特别的合议制机制，但它最初只是一种非制度化的领导机构。直到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那里，前委才演化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中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合议制运作机制：即经由前委书记“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前委会议集体决策军中一切重要事务，前委委员分工负责具体工作。红四军前委的这种运作机制成为后来中共各级党组织运作的原型，它有别于联共（布）那种允许在党的会议上公开争议的情况。

4.高度灵活的领导方式。除了文件指导、会议决策、书面汇报这些科层化的正式制度外，中共还很早就特别重视巡视制度这种“活的领导”，将其提到“保证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的主要办法”的高度。早在1928年10月中共就颁布了专门的《巡视条例》，以后又对此进行了多次修改。此外，中共还在早期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发明了“工作队”这种非正式的领导制度。工作队一方面使党的决策得以深入到中国社会基层，充分动员了基层群众，另一方面又使工作队员本身受到了群众的教育，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工作队这种治理技术在后来新老解放区的土改实践中锤炼成熟，体现出中共在政党治理上高度的弹性。

5.对基层组织的高度重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就以基层组织建设见长。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虽然同时师法联共（布），但国民党始终缺乏健全的基层组织，而共产党则表现出与下层民众密切结合的生命力，时有“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的说法。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走上独立领导武装力量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更加重视支部组织的建设，定期开会，交流思想，共同行动，保证了党对党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在三湾整编时创立的“把支部建在连上”制度，解决了中共在军队组织的下伸问题，巩固了党对枪的领导。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又进一步解决了如何开好党支部会议等一系列有关部队基层建设的问题。

再次是横向政党构架。

1.地方党组织与主力军队党组织。中共最初的地方组织都是按照地域设置的，“八七会议”后通过革命暴动成立的红色武装都隶属省委、特委或县委等地方党组织领导。军队的党组织并不负责地方工作。但是毛泽东在领导红四军前委时，高度重视地方工作，强调要把军事工作和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规定群众工作是军队的三大任务之一。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常常采用红四军前委与特委、县委开联席会议的方式来兼顾军队和地方工作。随着红四军的日益壮大，加上主力红军高度的机动性，1929年毛泽东提出了“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的方针。中央后来也同意授予红四军前委对割据或游击区域的党务与武装的统辖权。1930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伴着发展”的军事战略。这种战略以正规化的、职业化的、政治化的军事武装为基础，在有红色力量的地方逐步扩展，扶持地方军事力量的成长，并推动地方政治秩序的重构。它不仅创造了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的新格局，更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的跨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队——地方关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也在中央苏区正式统辖了军权和地方党政大权。到了延安时期，中央重新将各根据地的一元化领导权归于根据地党委：“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不过，在“一切服从战争”作为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的情况下，各根据地党委的书记几乎清一色是由主力军的负责人出任的，因此这种一元化的地方领导格局和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地方化是一脉相承的。

2.政府和群众团体里的党团。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共在政治上要高于其他任何组织，它在政府和工人、农民等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是通过设置在其中的党团来发挥的。党团制度不仅广泛存在于红色根据地，而且也隐秘地存在于白区。抗日战争时期，在一元化领导的格局下进一步完善了党团制度。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党团一般不发生上下级之间的联系，而是归同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基于罗章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利用工会系统党团来反党的教训提出来的。不过，中央也提出要反对党包办一切、党政不分、党民不分的现象，强调党对政府和民众团体的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

另外是政党干部。

1.战争形态决定了中共干部的基本样态。这是中共与联共（布）的一个很大不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不存在军队干部;革命胜利后军队干部的数量和影响均非常有限。而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军队干部在干部队伍中的位置举足轻重。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全党干部80万名，部队干部高达50万名，地方干部仅30万名。

2.选任标准。自苏区时期始，政治正确、工作积极和斗争经验就被确立为选任干部的三大标准。到延安时期将其进一步概括为“德才兼备”的基本标准。在具体的选用过程中，并行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个方向，体现着集中和民主的结合。

3.任人唯贤与照顾“山头”。中共在干部路线上强调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强调五湖四海，反对团团伙伙。不过，由于干部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中共长期处在被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形成了党的各个部分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殊的历史、特殊的联系与特殊的作风。即使在经历了延安整风后，毛泽东也坦承“那个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在他看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干部之间由于出身、地缘、学缘尤其是战斗经历上的异同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干部的团结问题就成为党的组织路线的一个焦点问题。它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重点有所不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干部的团结问题主要表现在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之间、党务干部和军事干部之间的关系上。到了抗战时期，中共进入了大发展阶段，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如何把握军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及处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共1942年将部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定位为“容”“化”“用”三个方面。而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新干部和老干部、军队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关系成为新的焦点。

4.重视干部培养。中共在苏区时期就很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和培训。抗战时期既是中共干部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共对干部的培养自成体系的时期，常常是教育、培训、考核、批评和自我批评多管齐下，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干部养成路径，适应了战争实践对大批合格干部的急迫需求。

最后是政党纪律与党内斗争。党的纪律始于党的二大党章的专门规定，这也正是列宁式政党的一个基本特征。不过，对党纪首次大规模运用是在1927年11月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那次会议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对执行暴动政策不力的干部进行了惩办。后来称这种滥用党纪的做法为“惩办主义”，甚至连当时身在中央的周恩来都“觉得这一条很新鲜”。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各根据地又先后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思想斗争和从肉体上消灭的“肃反”斗争。中共直到延安时期才找到了恰当的党内斗争方式。刘少奇在1941年分析中共的党内斗争时提出了正确的党内斗争应该是以思想斗争为主要方式，而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以及党内无原则的斗争都属于错误的党内斗争。在对党内错误的组织处理上，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强调团结可以团结的大多数人。这种党内斗争和纪律把握的治理方式的运用在延安整风中达到了高峰。

以上就是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五个主要的政党治理要素，它们汇流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框架下，融贯了群众路线的独特创造，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基础上逐渐把握了民主和集中、统一与灵活、刚性与弹性、斗争和团结的平衡支点。

四

中共的政党治理传统在1921－1949年长达28年的革命过程中当然不是线性推进的，空间、事件、人物和话语等诸因素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所产生的复合作用，形成了若干波峰或波谷，这构成了治理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首先是空间。杨念群曾分析了晚清儒学的地域化发展形态，尤其是湖湘、岭南和江浙三大地域化儒学的基本特点及其对现代的影响。他指出，毛泽东早期在气质上受到湖湘践履型知识群体的深刻影响。他的这种分析思路是较有启发意义的。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这个“中国化”并非单指一个笼统的中国，而是与中国内部既有的自然、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区域划分相关。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列宁式政党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势必要与不同地理区域、地域化的思想形态、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传统发生碰撞、磨合。我们对毛泽东的那句名言耳熟能详:“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是，我们往往注意的是这句话的后半段——“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忽略了前半段——“来自五湖四海”，似乎这种说法只是一种修辞。然而，这五湖四海之间的差别难道真的不重要吗?那么，为什么中共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和济南而非其他地方诞生?为什么毛泽东创建的中央根据地落足于赣南、闽西，而不是在他的家乡、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中心之一湖南?为什么中共军队的高级将帅较多出自湖南、四川、湖北而不是其他地区?为什么抗战时期八路军是在山西和山东而不是其他地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什么大别山能成为中共1927-1949年唯一一个红旗始终不倒的根据地?实际上，这一类问题除了与当时当地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外，也与特定的自然、历史、地理及区域文化、社会和经济传统有关。甚至那些走上革命歧途的人也与其出身的区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比如，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广东有较大影响，中国的“托派”分子较多来自江浙地区，这都并非偶然现象。当然，就如同阶级出身本身不能决定党性强弱一样，区域空间本身也无法决定革命的胜败或道路的正误。但是，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需要考虑区域空间这个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某些复杂作用。恰恰在这里，社会学的视野和人类学的训练及地理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理解中国革命道路和政党治理传统的一些重要而独特的入口。

其次是事件。事件在历史变迁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还需要细致辨识不同类型的事件及其在政党治理传统形成中的意义。一是渊源性事件。要理解政党治理传统，“察其渊源”极为重要。有些事件看起来是远源，却具有原型的性质。比如，1927-1928年在莫斯科发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构成刘少奇后来所批评的“无原则的党内斗争”的原型。二是转折性事件。这类事件对既有的制度、结构或惯例提出了新的挑战，构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它既包括古田会议这样的正面转折点，也包括以负面教训影响了党团制度走向的“罗章龙事件”，还包括形态复杂、影响深远的“顺直省委事件”。对转折性事件需要拓展历史视野，不仅仅聚焦事件本身，而是要在一个较长时段结合“局势”来分析，同时要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展示所谓的“事件路径”。三是典型性事件。在苏俄革命中，更重视理论性的宣传;而在中国革命中，更重视普及性的鼓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党要引导他们前进，仅用理论性的、一般性的号召是难以打动他们的，因为农民群众总是习惯从亲自看到的、体验到的事情上而不是抽象的口号上去理解问题；因此，党就必须在工作中树立典型来示范，利用事实来鼓动其情绪，增强其勇气，从而促使他们在党的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树典型”就此成了中共群众动员的一种基本方式。比如，1942年4月《解放日报》对劳动模范吴满有的塑造就是最早的这类典型性事件。四是“关系/事件”型事件。“事件”是与“日常”相对的，事件本身又有大小等级之分。应该承认，在塑造政党治理传统中，大事件的重要性超过了小事件。不过，事件的大小其实是史家赋义的，因此其等级系列具有相对性、变动性。表面平淡无奇的万历十五年或一个小小的“叫魂”案件在别具慧眼的史家笔下也可以窥见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症结。因此，我们不应囿于某种既定的大事件标签，而是“必须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们通常往往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在情感、爱、良知、本能中——守候这些事件；它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追踪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甚至还必须界定没有出现这些事件的地方，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刻”，在所谓“根茎”状的“关系/事件”中为事件重新赋义。比如，山西潞城县张庄在1948年发生的土改在当时的革命进程中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个案，似乎既不具有转折性，也不具有典型性；然而，经由韩丁在《翻身》中的书写，已成为中国土地改革的一个经典案例。

再次是人物。政党领袖对于塑造政党治理传统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比如，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就是最突出的代表。毛泽东的贡献是全面的、具有决定性的，而刘少奇在理论上和白区革命实践上的贡献、周恩来在政策上的执行力量和组织上的团结力量，都是无与伦比的。除了领袖外，还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在参与塑造这个传统的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比如，王观澜对土地革命政策和农村调查传统所发挥的作用;再如，鲁迅这个“革命的同路人”对中共文化宣传传统所产生的复杂影响。

最后是话语。中共早期的话语尤其是文件术语受到联共(布)、共产国际以及留苏派人士的强烈影响，许多政治术语或是直接译自俄文，或是以俄为师，围绕“国际路线”“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等话语展开。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严厉批判了党内盛行的“党八股”，提出对中共话语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目标的系统改造，强调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总结和提升。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三大法宝”“路线决定一切”“团结—批评—团结”“反对本本主义”“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内有原则的斗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党的驯服工具”“四个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等一大批新话语先后诞生。延安整风使这些新话语在全党和全军中确立起了无可辩驳的主流地位。

总的来说，中共以民主集中制为标志的政党治理传统有着极其复杂的实践逻辑。如果我们要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就需要以政治制度的渊源流变为观察节点，以政治话语及政治实践的考察为中介，结合社会空间背景对焦点事件和人物进行分析，厘清社会区域因素如何影响了特定政治制度的形成，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治实践又是如何肯定、解释或排斥、改进这些因素的。

应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学海》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