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副教授:十八大后中国外交的走向

 《前线》杂志 2013年第06期 [总第215期]

在确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必须首先将中国置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去认识,确定符合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的恰当外交战略。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外交战略做出了系统深入的思考,提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今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期中国外交规划了路线图,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个目标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作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战略必须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目标。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战略是“内政优先”,其重心是推进国内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部分,不能脱离全球发展整体而“关起门来搞建设”,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因此,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和平、求合作,将是中国较长一段时期内外战略的核心。并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诉求,是一切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的中心和大局。在这一大局中,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大战略的三个支柱,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紧紧围绕和服务的中心任务。

两大挑战

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两大挑战。

一是安全压力急剧上升。从传统安全威胁来看,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最大的安全压力来自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自2009年以来,美国启动“重返亚洲”战略,不断强化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盟国关系,频频举行军事演习,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推销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制造了亚太地区的紧张态势。同时,地区动荡频繁发生,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朝鲜半岛局势充满不确定性,黄海、东海和南海地区争端联动,树欲静而风不止。

从非传统安全威胁来看,随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中国海外利益加速拓展,新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在十八大报告的不同部分提到了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大规模传染病、严重自然灾害、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重大突发事件、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诸如此类的新安全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均可能上升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全局的总体威胁。

二是发展任务日益艰巨。十八大明确了未来十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艰巨任务,特别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线,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结构和体制机制的调整,无异于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不断增强,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释放了各方面参与外交的积极性,网络问政、媒体参政、社会议政,使得中国外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维护和巩固中国发展势头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力在加大,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难度在加大。承受压力和化解压力的压力型外交越来越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对关系

围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目标,十八大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强调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是统筹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强调转变内外有别的传统外交观念,确立国际国内一盘棋的战略思想。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从复杂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局着眼,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国内大局,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好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更好地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

二是统筹治党治国治军的关系。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已不仅把外交看作一种业务性工作,而将其看作一种使命、责任和事业,贯穿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总体布局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外交总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外交不仅是中国外交部门的事务,也不仅是中国政府的事务,而是党、政、军、民共同参与的总体外交事业,它的目标是“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

三是统筹五位一体布局的关系。十八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对外事务,外交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而是弥散到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领域外交逐渐从地区、国别外交的内涵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外交新概念和范畴,外交的层次化和深度化趋势明显加强。

四大支柱

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要求,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重新部署,核心是把中国定位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基础上,强调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无论在心态、原则和姿态上,还是在理念和行动上,都集中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中国对外战略将强化战略导向,将更多在世界舞台上表达中国声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一是公平正义精神。十八大报告在坚持和谐世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若干新精神。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与一些国家推行的“新干涉主义”理念不同,中国倡导一种以国家平等、政治互信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原则。与“颜色革命”、“文化帝国主义”理念不同,中国对多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采取了“尊重”、“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选择,互鉴不同文明的经验和成果。与一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以邻为壑,靠牺牲他国利益来寻求本国利益的做法不同,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兼顾”、“平等”、“均衡”、“共赢”等思维,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是中国外交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指导思想。

二是和平发展道路。面对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疑虑,担心中国走“国强必霸”、“冲突战争”的老路。面对国外舆论的种种猜测和怀疑,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平发展,“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十八大报告以否定式的思维对中国外交面临的热点问题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和主张,明确了一切外交事务的是非标准,比如中国外交“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十八大报告也以肯定式的思维表达了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态度,比如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可见,十八大报告在对外事务上改变以前只强调不要什么的战略思维,从过去“反对什么”和“不干什么”转向“支持什么”和“干什么”,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使得外交战略更具操作性和务实性。

三是互利共赢战略。十八大报告对互利共赢战略进行了新的发展和提升,将互利共赢提升到世界理念、国际规范和外交战略的高度。从世界理念来看,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首先把“共赢”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是中国对世界理念的一次重大改变。为此,中国不仅继续依靠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而且将“加强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还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总之,中国所寻求的是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贸易,推动投资,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这是一种开放的发展思路,更是一种与世界同兴衰共命运的战略观念,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次深刻调整。

四是和平共处原则。十八大报告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对处理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关系做了创新和发展。在发达国家外交上,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周边国家外交上,提出“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新诉求;在发展中国家外交上,提出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等新提法;在多边外交上,明确提出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四大平台等发挥积极作用。还首次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等主张。所有这些新提法和新主张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产物,为未来中国外交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