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角色担当

2016-09-13 赵可金 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



引子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努力做一个负责任、勇于担当的国家。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制度改革贡献更多中国智慧,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2015年,中国在理论思考和政治方针上明确了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路线,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越来越多有价值的资源和理念。标志之一就是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明确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还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主办和参与了众多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治理活动。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大国,无论是中国智慧,还是中国实践,都将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治理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治理:制度创造秩序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世界各国方兴未艾,全球治理的问题正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国际政治学界,自詹姆斯·罗西瑙编辑出版《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以来,全球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著名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6月的报告中,则把全球治理界定为“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者私人的—处理其公共事务的综合,通过这一过程,各种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该委员会对全球治理的认定更加宽泛,它从互动过程的角度界定全球治理,涵盖了众多行动体的共同参与,以及各种非制度性的协调行动,它更加注重各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合作达成的过程,因而包含的内容更多而且更复杂。相比之下,著名国际政治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全球治理界定为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式和制度来指导和限制一个集团的集体行为。两位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在努力探索一种自由放任和世界政府之间的中间方案,即一套提高协调性、创造疏导政治和社会压力安全阀的治理机制,这样的治理机制需要不同性质组织的参与,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

罗伯特·基欧汉等人的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一些学者将全球治理分解为五个问题:为什么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以及,治理效果如何?中国学者在介绍全球治理思潮的时候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界定。在学者们看来,全球治理无非承认了这样一种国际事实,即在没有主权的权威机构的情况下,管理超国界的事务;全球治理就是在国际上实施政府在国内所扮演的功能。显然,全球治理内在着一种秩序性追求,亦如罗西瑙所言,治理是“秩序加意向性”。因此,全球治理是由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参与对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全球集体合作行动,并确定稳定的秩序,其核心是如何在制度上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或者说“如何组织集体行动”的问题。
      反观历史,环顾世界,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治理制度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自17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也就是奥兰·扬提及的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下,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每个国家在法理上拥有最高的权威,国家主权是国际政治的最高原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此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都依靠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权力机构得以维系。19世纪的欧洲协调、20世纪的联合国都是这一治理模式的代理行为体(agent),这是传统主权国家治理模式的形式规定。然而,尽管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在法理上明确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但实际上的主权国家之间就主权的内容、意义和效力而言,都是不平等的。在此种主权事实上不平等的历史情境下,即便有发达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势力均衡和国际协调的原则,也无法保证国家间有效合作。

全球治理制度的缺陷在冷战结束后被进一步放大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首先,当今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自近代以来“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客观上要求对全球治理制度进行改革。自2008年以来,欧美国家受金融危机打击,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无论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中东地区争端、乌克兰危机等传统安全问题,都已经无法仅靠某一国家之力所能做到,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此外,全球公民社会的政治觉醒也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性得到极大焕发,以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国际刑事法庭、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绿色和平运动等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受到广泛重视。在上述三股力量的推动下,制度创造秩序正在取代组织创造秩序成为全球治理体制的基础,数百年来欧美列强以民族国家的名义,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规划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国际社会以对话、合作、协商等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来规划世界秩序,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治理创新的中国智慧

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应该成为缺席者,而应该成为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之所以强调中国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行列之中,并不主要取决于中国日益上升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更主要取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东方文明古国的双重身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非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和国际领导地位,而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整个世界作出较大贡献。

显然,由于已有的全球治理体制是在欧美列强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更多反映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对发展中国家权益体现不足,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承担着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国际责任,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进程中,通过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此,中国始终将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2015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峰会,分别围绕消除贫困和饥饿、应对不平等和妇女赋权、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转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气候变化等议题与世界各国对话,推动联合国发展峰会审议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峰会期间,中国还与联合国共同举办南南合作圆桌会,习近平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还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此外,中国积极参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倡议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还积极参与万隆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平台,以实际行动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增强在全球治理改革的影响力。不难看出,尽管中国近年来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中国并没有放弃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国家定位,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中表达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努力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制度改革贡献更多智慧,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2015年,中国学术界聚焦当前全球治理出现的若干重点挑战,尤其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重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比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创新的典型代表,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若干新的全球治理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

相比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贡献,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也大胆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贡献中国智慧,引发了国内外的热烈讨论。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国际场合中提出了众多新思想、新观点,比如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尤其是在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集中阐述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首次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方向,贡献了智慧,引发了国际热烈反响。

治理外交的中国实践

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创新的理念和智慧贡献者,更是全球治理外交的积极实践者。面对全球性的复杂挑战,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奋发有为地推进外交创新,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外交实践之中,一个积极进取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定格在国际舞台上。

捍卫和平与安全。和平与安全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外交实践的重点之一。环顾世界,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因素很多,既有源于地缘政治带来的众多传统安全威胁,也有大量非传统安全挑战。对此,中国坚持总体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构建一个和平和安全的世界。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2015年,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举办声势浩大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和正义之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宣布裁军30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进程,中国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还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开展大国安全对话和地区安全磋商,在处理岛屿和海洋争端、边界问题、朝鲜半岛对话等方面耐心对话,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安全合作作出了新的贡献。

共筑发展与繁荣。发展和繁荣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国全球治理外交的重心所在。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局势不确定性的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对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G20和APEC进程、大力推动共建自由贸易区等,为提振经济信心做出了重要努力。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丝绸之路基金等开始启动,推动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的共同发展开始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新道路。此外,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等陆续生效,为世界经济复苏和繁荣注入了新动力。

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正确义利观,将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实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在G20和APEC框架内,中国积极参与相关谈判,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相关谈判的成功达成。在东亚峰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等地区合作框架内,中国积极寻求与有关各方的合作共赢,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各方的发展创造机遇。总之,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中国都欢迎。

推动改制与创制。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行改制与创制并行,共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2015年,中国积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尤其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安排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在推动既有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同时,中国也直面国际社会中的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力所能及地推进全球治理新制度安排的创建,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是中国全球治理创制的典范。

总之,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上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奋发有为地推进治理创新和外交创新,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共产品。不难想见,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平台上越来越积极和活跃,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大国受到世界的尊敬和支持。

赵可金,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秘书长。

1975年生,复旦大学法学(国际关系)博士,现为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兼任教育部区域国别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客座教授、《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 编委等社会职务,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5年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外交学、公共外交、中美关系等研究,先后出版《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政治营销学导论》等著作十一部,在SSCI、CSSCI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20多篇,荣获省部级科研奖励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