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特朗普治国的个性之源

2016-11-30 赵可金 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

特朗普的重利轻义、自恋成癖不是最可怕的,制度可以约束他,单凭特朗普一个人要想让美国改旗易帜也是不可能。更大的麻烦在于特朗普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特朗普代表了一大批民粹党人的情绪。


美国学者詹姆斯·戴维·巴伯在1972年出版的《总统性格:预测白宫的表现》一书中对约翰逊和肯尼迪两位总统心理特征进行比较发现,两人在心理上的差异对于理解约翰逊在1964年至1968年在越南的军事升级密切相关,认为约翰逊强烈的个人权力欲使他把没有保住吴庭艳的西贡政府看作是约翰逊本人的失败,并且约翰逊对下属专横跋扈,动辄训斥,根本听不进幕僚的合理建议,在其身边聚集了一群毫无保留地支持其自身灭亡政策的谄媚者。相反,肯尼迪并非用非此即彼的观点看问题,不仅不拒绝批评,而且积极与坚持己见的顾问平等相待,这使得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了明智的政策。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全世界都在猜测其可能的政策路数。其中,分析特朗普的个性因素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因为一个人能够成为总统,除了特殊的机遇之外,总统自身所具有的某些个性、心理和性格特质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年龄、身高、体格、外貌、精力、健康、表达、智力、学识、洞察力、创造力、积极性、坚韧性、责任感、信誉度等等。一些学者对历任美国总统的经验分析中发现,美国总统们往往共享一些个性特质,比如巨大的政治野心并愿意拿出自己的金钱、地位和家庭生活来实现掌握总统权柄的愿望、令人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及近乎超然地果断作出艰难决策等等。在未来的五年,美国的内外政策都将不可避免地打上特朗普个性的标记。

重利轻义的商人

美国政治靠两个轮子驱动,一个是比较健全的民选制度,舆论制度,另一个是由传统、人文、血缘、地缘背景联系的社会网。总统的个性形成,从根本上是受制度和社会关系网共同塑造。从特朗普的情况来看,他最主要的生活背景不是政治圈,而是商业圈,重利轻义的商人个性可能是特朗普的主导性格。

特朗普1946年生于纽约房地产商之家,是那种衣食无忧、自信满满的家庭。少年的特朗普是那种不服管教的“混世魔王”,父母不得已送去“纽约军事学校”,那里的军事化教育反而进一步造就了特朗普一呼百应的“孩子王”角色。大学进入了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在那里更是聚集着一帮“人精”,也为特朗普注入了生意人的精明本性。此后的四十多年里,特朗普一直混迹于商场,并大获成功,拥有巨大的私人产业。

商界的成功让特朗普释放了自己的爱好,他开始活跃于赌场、娱乐界、体育界和交通界等领域,陶醉在虚幻的金钱游戏和声色犬马之中。很明显,对特朗普而言,他之所以享受这一切,完全因为出于自己的爱好,他也毫不忌讳在公众面前袒露自己的爱好,社会规范的约束对他来说无所谓,只要自己开心就行。同样的道理,竞选总统在特朗普看来也是完全出于兴趣,他没有想成为伟大的总统,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只要觉得好玩儿就做,只要觉得有利可图,他丝毫不在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谓的“政治正确”在他眼里一钱不值。奉行重利轻义原则特朗普入主白宫,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在国内事务上,特朗普此种挑战“政治正确”的任意妄为,很可能在美国国内引发一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美国社会会沿着“支持政治正确”和“挑战政治正确”发生分化,几乎在所有的公共政策上,美国人都会展开争论。美国社会已经步入后现代社会,后无物质主义的文化分界线引发的摩擦和冲突将超过对物质主义的劳资对抗,族裔问题、教派问题、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等基于认同的矛盾会上升,决定了特朗普在国内将卷入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从特朗普提名一些强悍人物进入司法部、内政部、教育部等部门的做法来看,特朗普的执政重点将是聚焦在国内事务,而他在国内事务上的大有作为,必然会以在国际事务上的韬光养晦为基本特征,除非特殊情况,特朗普不愿意在世界事务上浪费自己有限的资源,这也是他生意人的本性决定的。

在国际事务上,特朗普生意人的个性将决定他不在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更关注是否对美国有利益上的好处,与美国打交道,必须坚持利益至上。对盟国来说,说服特朗普的唯一途径就是给美国利益上的好处,日本、韩国等盟国除非支付美国足够的好处,否则,难以让特朗普给予强大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费用恐怕要盟国掏腰包了。对穆斯林世界,特朗普已经公开表达的强硬立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穆斯林在西方社会蔓延,可能是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一件大事。相比之下,在叙利亚打击极端势力的俄罗斯则很容易为特朗普所接受,特朗普不在乎西方社会如何看待普京,只在于普京能否在应对穆斯林挑战上能不能用得上。对于中国,特朗普的重利轻义和习近平的义利结合、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如何驾驭这一矛盾,将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其中,特朗普更关注是否在经济上对美国有威胁,在安全上是否会有挑战,而不在乎民主、人权和社会制度问题,更在乎实实在在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这与他生意人的本性也是吻合的,如何与这样一个美国总统打交道,也是中国对美外交必须考虑的问题。


自恋成癖的冒险家


特朗普不仅是一个精明过头的商人,更是自恋成癖的冒险家。在特朗普几十年的从商生涯中,他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惊险跳跃”,他有着异乎常人的抗击打能力。也许在特朗普内心深处,各种挑战和失败只不过是一个精彩的游戏,而他在商场、情场、舆论场以及前不久的选战战场的丰富经历,已经显示出是一个自恋成癖的冒险家,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自信。

在大选期间,面对镜头时,他完全可以信口开河,毫不顾忌周围人的反应。在与希拉里对峙时,他也表现出丝毫不顾及政治正确的约束,对希拉里刁钻的责难反唇相讥,甚至开口对骂,让竞选辩论和竞选演说看上去不是在讨论治国理政的大事,而更像是脱口秀、肥皂剧甚至是市井之徒的口舌之争。可以预料,特朗普的此种做派也会延伸到国际场合,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见面时,不仅时时会爆发惊人之语,甚至有可能还会有情绪激动后的肢体动作。特朗普至少在本性上不会理会作为国际政治正确原则的外交礼仪,挟美国超级实力之便利,特朗普不会在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面子,让对方下不来台可能是家常便饭。

毫无疑问,特朗普是一个外交政策无经验的“纽约客”,但特朗普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当媒体问及在对外政策上将问计于何人时,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是自己的超级智囊。特朗普的自恋成癖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注入了不确定性,他会凭着自己的理解经历一个不确定的对外政策学习过程,只有在对外政策上碰得头破血流,他才可能幡然悔悟,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当年1992年当选的克林顿总统。特朗普身边的智囊对他可能会提出建议,但影响恐怕不会很大,这就是不仅整个世界为之忧虑的原因,而且美国政治精英也担心的所在。

对美国人来说,唯一的希望都剩下国会的制衡了,如果国会放弃制衡,特朗普就一定会成为对外政策方面的“帝王式总统”,尽管他可能内心里对国际事务没有太大兴趣。目前来看,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居于多数,特朗普也极力讨好米奇.麦肯内尔和保罗.瑞安,希望国会能够对他大开方便之门。如果国会山给予特朗普开出“空白支票”,国际社会就更加坐立难安了。


口无遮拦的大众情人


特朗普的重利轻义、自恋成癖还不是最可怕的,美国人还寄希望制度去约束他,因为单凭特朗普一个人要想让美国改旗易帜也是做不到的。更大的麻烦在于特朗普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特朗普代表了一大批民粹党人的情绪。特朗普是一个口无遮拦的性情中人,他的各种个性在大选中被一部分愤怒的选民所青睐,这批人既有来自草根大众,也来自权贵精英,他们在“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分布在美国各个角落,口无遮拦的特朗普成为这个网络的“大众情人”。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身居庙堂之上的特朗普驾驭着全世界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江湖上还有一大批粉丝摇旗呐喊,特朗普的每一次惊人之举,都会赢得来自粉丝的热烈响应,这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的自信满满。面对此种态势,也许那些政治正确党人会在国内事务上同特朗普斗法,但在国际事务上则会姑息纵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会进一步纵容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肆意妄为。如果这一幕成为现实的话,整个世界的确令人忧虑,特朗普的当选也很可能成为世界政治的分水岭,它意味着没有人再担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任,各家自扫门前雪,个人自管门庭事,民族利己主义和民粹排外主义会把世界带入一个混乱的未来。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