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思客 | 景跃进: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意识与中国关怀(二)

 2017-02-16 景跃进 清华大学藤影荷声

编者按

社会科学的起源是什么?它与自然科学有怎么样的区别?在我国引入社会科学的特殊背景下,今天应如何发展社会科学、如何解决中国问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的景跃进教授以政治学为例,为我们解读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本期继续上期内容,景老师将从文化维度谈谈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之争,并对主题进行小结。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之争:文化维度

到此为止,讨论涉及的是社会科学面临的一般性争论。现在我们将“中国语境”带进来,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看待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道理人人明白。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也是在这一语境下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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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的多样性


我们一般不会说“如何看待西方自然科学”。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很正常。为什么?原因是自然界具有齐一性,但国界却并非如此;而国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又很重要。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异性?如果说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那么社会现象本身是否可以做同一性处置?


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人与原子不同,但人应该是一样的(比如具有相同的心智、思维和各种潜能)。然而,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中。那么,这些差别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是否重要呢?我们举个例子:在中国,亲属之间的称谓繁多,搞错称谓是很大的错误;但在西方类似的称呼并没有那么重要,比如叔叔舅舅用同一个词来表达。中国的亲属称谓为什么如此发达?因为传统中国是基于血缘的农业社会,在文明的早期,我们的祖先将血缘关系提升为国家政治关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私人观念和公共观念是相通的,所谓家国一体。所以“称谓”对理解中国政治特别重要。由此可见,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对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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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可传递性问题


面对社会现象的多样性,我们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在A地发现的有关人的行为模式的知识,能够运用到B地吗?可能,但不一定。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与知识体系)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入的。引入之时,中国正遭受着来自西方的侵略,国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不得不学习西方,所谓“师夷之长技以治夷”,从最初的枪炮、企业到科学,一步步地经历了政治改良和革命。其中,社会科学的引进出于非常单一的目标——救亡图存。由于这个时代背景的原因,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介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品格(功利性)

章太炎所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

史学家告诉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大致成型于上个世纪甲午战争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段时间。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学者的思维媒介与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差别。现在中文里许多社会科学概念是由日本人翻译的。甲午战争后大量的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接受了日本人翻译的众多词汇。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对很多问题都来不及进行详尽的纤细和深入的思考。


从学术角度来看,知识的可传递性是一个文化传播/概念旅行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概念拉抻”(conceptualstretching/conceptual straining)。它包含这样几个要素:(1)作为对经验现象进行提炼的概念具有地方性;(2)概念的跨文化之旅是不可避免的;(3)这种旅行不是无止境的,要时刻注意它的恰当边界;(4)无限度地扩张会导致概念拉抻。简要地说,概念拉抻就是对概念的运用超出了它可以适用的范围,将概念用到了本不应使用的地方。

现在我们将这一观点与上面讲过的内容联系起来。刚才提及,社会科学里面有很多词汇是包含价值的。我们可以用非常精确的测量方式,按价值含量的大小对社会科学所有重要核心词汇进行排序。在这个谱系中,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术语显然居于价值含量高的一端,而国家、政府、权力、政策等词汇偏向于价值含量较低的一极。

在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在概念旅行过程中,居于价值链条不同位置的西方概念会遭受怎样的不同命运?发生“概念拉抻”的概率有什么差异吗?概念的价值含量与其旅行半径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为了便于讨论,不妨做一个极化处理,将全部概念分为价值概念经验概念价值概念的旅行遭遇取决于被旅行地居民的态度:你接受它,就是普遍的,排斥它,就是特殊的(这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话语争夺)。总之,你不能用经验事实去反驳它。如果你接受了某一观念,那么与之相反的经验事实将成为改造的目标。换言之,当价值与经验发生差距时,需要改变的是经验事实


与之形成对照,经验概念在旅行过程中是否为人们所接受,不取决于主观立场,而需要接受本土经验/事实的检验。如果与本土现实不相吻合的话,概念旅行的终点就来到了。换句话说,在外域概念与本土经验发生冲突时,经验事实成为判定是否的标准。因此,经验概念和价值概念二者的命运和逻辑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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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事实:两种不同的关系类型

概念层面的这种关系,在理论层面同样存在。我们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关系是价值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关系;第二种是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关系。在前者,矛盾的解决方式是改造世界;在后者矛盾的解决方式是修改理论


这种类型划分似乎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标准。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或依凭的理论,通常是价值和经验的复合体:它们既包含了价值要素,又包含了经验事实。这样一来就非常麻烦了,因为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策略来处置,都会遭遇相应的困难。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严峻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为例。在西方社会,公民社会既是价值的(可欲),又是经验的(现实)。当这一概念被引入国内时引起了争论。从经验角度看,用这一术语来分析中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概念拉抻”,因为中国不存在“公民社会”;然而当学者将其作为一种可欲价值,提倡“建构”公民社会时就是另外一种逻辑了。经验层面的逻辑无助于解决价值层面的争论。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交织着两股不同线索之间的张力:(1)价值与经验之间的张力;(2)西方与本土关系的张力。它们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如何处置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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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歧

 


当下,发生在中国政治学领域的两个最为重要的争论分别是:(1)是否存在普遍价值?(2)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普遍的吗?所有重要的争论或者直接围绕这两个问题而展开,或者无法摆脱这两个问题的制约。


从逻辑上来说,围绕这一争论有三种基本观点:1)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苏联/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普遍-进化主义观点);2)西方的就是西方的(特殊主义立场);3)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知识体系乃基于西方社会的特定经验(文化、历史、宗教等),也承载着现代化的一般要素(特殊中体现普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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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表达

在此,我不想参与上述争论,而是想把它转换一下:


(1)否定普遍价值不是一种好的话语策略。从文明发展来看,普遍价值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恰当的提问是:这个过程已经终结了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在普遍价值的火锅里,我们可能增添哪些中国食材?或提供中国式的组合方式?


(2)人类对良好政治制度形式的探索过程已经终结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西方政体超市中选择现成品;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可能提供什么样的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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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发展的前瞻——三种相互竞争的观点

 

 

归纳上面的思路,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前景有三种不同的展望:


第一是崩溃论。曾有相当一段时间,“崩溃论”非常流行,许多人不看好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崩溃论虽然没有退出市场,但逐渐为“威权弹性”论所替代。威权弹性是想说明为什么中国会发展,为什么这个政体还能延续下去。不过,它认为这种弹性是有限度的,不可长期维持。在这个意义上,威权弹性是一种延时的崩溃论。从逻辑上说,崩溃论不是最终答案,因为崩溃是一种短时状态,是一种变化的方式,它不涉及制度问题。


第二是转型论。转型论有着非常明确的制度目标,就是西方学者讲的自由民主制。之所以区分两种亚类,是因为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简单的转轨和接轨,比如直接引进西方某国的制度体系;二是创制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制度安排,成为自由民主制中的一个新的亚种。


第三个是建构论,所谓不走邪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方面有不同的术语表述,如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经验等。国内主流媒体对此有充分的阐释,不展开讲了。


这三种不同的展望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究竟走向何处?这是个历史性的大问题。


今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句话非常有雄心气概。这里的中国方案是对普遍性问题的中国回答,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如果中国模式能够成功,中国道路能够走通,将是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这意味着中国为人类文明开辟了新的现代化道路。


小结

上面讲的内容并不是致力于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这些年来,我自己一直在思考,也常常处在困惑当中。通过这个讲座,我希望大家能理解三点。


第一,社会科学具有三重张力:(1)因果解释与意义阐释;(2)科学性与价值性;(3)普遍性与特殊性。因此,社会科学虽然也有数据、模型和公式,有它硬的方面,但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门“软科学”而不是“硬科学”


第二,社会科学是重要的,但是其重要性不只是它的科学性。从学科性质来讲,社会科学并不充分具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从经验来看,它提出的解释很多情况下是马后炮、做事后说明,而非预测。对于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来说,社会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行动的理据,确立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真正的本质。


第三,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涉及软和硬两个维度,但当今中国社会科学最紧迫、最艰难的发展在软的维度。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说明这一点:“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理论和思想的创新最考验一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力。如何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我们大家的历史使命和共同的学术责任。


 

 

 

作者介绍

景跃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兴趣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主要作品有《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2004年);《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2004年);《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主编,2012年);《政治学原理》(主编,2016年);《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主编,201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