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思客 | 李彬:萨德问题及其应对

原创 2017-03-22 李彬 清华大学藤影荷声

编者按

乐天让地萨德,标志着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进入实质性阶段,中韩关系日益紧张。那为何萨德系统引发社会关注,对中国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有幸请到清华大学李彬教授详谈萨德问题及其应对。

萨德系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半年多前,美国和韩国政府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萨德(THAAD)系统的全称是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以前还曾经叫做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eater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这是一种用动能拦截弹摧毁来袭导弹的反导系统。

萨德系统是一个反导系统,属于防御性武器。为什么防御性的反导系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心呢?这要追溯于冷战开始前后,美国和苏联相继获得了核武器,他们的核武器种类繁多,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一部分是战略核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射导弹、战略轰炸机。美苏双方一方面发展自己的战略核武器能力,另一方面担心对手的战略核武器能力。为了应对对手的战略核武器能力,他们采取了两手。一手叫做威慑,就是用战略核报复来慑止对手的核进攻,让对手在面临核报复的前提下放弃核进攻;另外一手叫做防御,就是发展反导系统,用反导系统拦截掉对手的核进攻。


后来,双方的战略学家发现这两手是矛盾的。如果一方发展了全国性的反导系统,这个国家会认为自己不惧怕对手的核报复,当双方处于严重对抗危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变得有恃无恐,从而更可能冒险发动核进攻。对手会认为自己的核报复能力被反导系统削弱了,在两个国家出现对抗危机的时候,对手就承受着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压力,担心自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没有机会发动核报复了。这个现象我们称作:全国性的反导系统破坏危机稳定性。

 

一个国家部署反导系统,对手会担心自己的核报复能力被削弱,因此会增加进攻性核武器(例如,洲际导弹)的数量。由于进攻性核武器价钱远比反导系统便宜,一个国家部署一些反导系统,对手可以部署多得多的进攻性核武器。这样,进攻性核武器数量会水涨船高,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叫做:全国性的反导系统破坏军备竞赛稳定性。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合在一起叫做战略稳定性。

 

因此,国际战略学界在冷战中就有一个认识:部署全国性的反导系统破坏战略稳定性。具体来说就是,一旦美苏部署了全国性的反导系统,双方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更高,军备竞赛会更严重。为此,美苏经过谈判,于1972年5月26日达成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允许两个缔约国部署全国性的反导系统,只允许它们每一方部署一个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一个城市或一个导弹基地。冷战结束后,美国小布什政府退出来《反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因此一直感到担心。

1972年5月,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署《反导条约》后握手

 

简而言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果部署全国性的反导系统,会增加使用核武器的压力,也会增加军备竞赛的危险。这就是国际社会担心反导系统发展的原因。

 

韩国为何部署萨德系统?

朝鲜发展其导弹和核武器,引起了韩国的担心。美国一直劝说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政府犹豫到去年夏天,最后决定部署该系统。韩国朝野对这个部署决定有很多辩论,中国也表示坚决反对,可是当时韩国总统朴槿惠由于亲信门失去权力,韩国政府无法有效运作。在美国的推动下,萨德部署已经加速。

 

美国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包括拦截器和雷达。如果中国在受到核打击之后使用陆基导弹进行核反击,在韩国的萨德雷达恰好位于中国核反击弹头的侧后方。这一特殊位置使得萨德雷达有可能探测到中国核反击弹头的轨道信息和诱饵信息。如果这些数据传递给美国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提高其拦截效率,损害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也就是说,萨德雷达有可能损害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因此,中国不得不表示担心。

萨德系统雷达监测范围达2000千米,覆盖我国大部分地区

我国该怎样应对萨德雷达带来的威胁?

 

首先,中国应该继续稳步做好原有的核武器现代化工作,包括:通过发展机动性来提升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通过发展突防措施来提高中国核导弹突破反导拦截的能力。

其次,对韩国萨德雷达特殊位置带来的威胁,应该采取针对性的被动和主动措施,减缓其威胁。

第三,通过外交手段,规劝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调整其雷达配置,减少对中国的威胁。

 

中国老百姓对韩国采取经济抵制,这向韩国传递了信号,有助于韩国政府和韩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的反对。萨德问题原本是国家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采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来应对军事安全问题,实际上降低了中韩两国之间的对抗层级。中国政府并不正式宣布制裁法令,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制裁的一贯立场:制裁应该是可逆的。也就是说,尽管韩国决定部署萨德系统,并加快部署的步伐。中国仍然通过可逆的制裁方式在降低中韩之间的对抗,并为未来建设性地解决萨德问题留有余地。这不仅仅只是考虑中韩关系的未来,更是考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体现了中国政府积极坚持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决心。

 

韩国大选后政局将趋于稳定,新的政府也能更有效地工作。这样,新的韩国政府更能体会中国政府的耐心和苦心,两国政府之间开展建设性外交的机会会更大。

李彬,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负责军备控制项目,中国军控协会理事、中美友协理事,曾参加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