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为研究基点，将“增长与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传统从以国家/地区为单位的长期趋势分析转向一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横截面状况的讨论。作者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着重考察了中国大陆各地级区域内的收入不平等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加快经济发展、提升市场化水平对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制度建设越完善的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此一研究结论与传统的倒U曲线理论、以及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这样的观察结论是正好相反的。（2）地区内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之不平等程度对收入不平等具有较强解释力，教育不平等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也越强烈，反之亦然。此研究观察符合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
一、研究问题
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是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自1955年由库兹尼茨提出，其后经过学者完善与发展，较好地揭示了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一种长期关系。现有文献表明，该理论既可以从一个或多个国家自身历史的角度来探讨某种长期性发展趋势，同时也可以通过利用横截面的国别数据、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设定在同一时间轴的不同历史阶段，以此讨论不平等变化的趋势性特征。
50多年来社会科学界围绕这一问题所形成的研究和讨论，绝大多数都是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不过，本文作者认为，平等与增长的关系可以是一个较为广泛的问题域而不是单一问题，换句话说，分析单位是可以推广的，而且这也是有研究先例的。就中国来说，地域广袤、人文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都是十分显著的，因此，研究国家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应是这一问题域中的重要研究议题。
那么，就一国内部而言，过渡时期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会呈现何种形态呢？此时的倒U曲线理论是否仍然是适用的？一国内部各地区的不平等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有着不同的解释路径或解释模型？这样的研究问题，从研究形式来看，是一种对“差异中的差异”的研究，即对地区内部不平等在地区之间的变异的分析。当前，地区之间差距已然是国内社会科学界最为关注的讨论主题之一，相关研究文献每年都在成百上千地增长。但是，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相对整个社会不平等来说，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来源，更多的收入不平等来源于地区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显然，把握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方式和变化规律，对我们推进一个国家整体性的社会平等来说，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政策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研究假设
（一）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的一般关系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发展对其内部经济不平等的影响，首先取决于它的技术创新或产业转型所处的发展阶段。根据库兹涅茨倒U理论的基本假设，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变处于刚起步阶段的时候，经济增长将会引起不平等的加剧，而当传统阶段的人口结构转变达到一定程度后，不平等就会开始逐渐下降。因此，单从经济增长或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讲，当人口从传统部门向新型技术部门转移，人口结构中的同质性减少、异质性增加时，不平等就会增强；当新的异质性人口累积增多并达到一定规模后，这部分人口也开始形成一个正在逐渐扩大的、新的同质性群体，它将逐渐取代原来的结构主体而成为转型后的新人口主体，这便开启了收入不平等下降的进程，也就是进入倒U型曲线的右侧部分。
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产业转型，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和市场化程度更是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总体上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跨越或正在跨越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这就是说，就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关系来说，当时各地区（或其中的大部分）实际已逐步进入库兹尼茨倒U曲线的右侧，因此，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其内部收入不平等之间应当开始呈现一种负向关系。为此，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在21世纪初的经济增长条件下，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就市场化维度而言，因为存在“基于完全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更具包容性”这样的理念，因此市场制度本身对不平等影响总是具有缓解作用，也就是说，随着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社会不平等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助于对非市场因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产生抑制作用。故此，我们便存在市场化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假设：
假设2：在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二）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互强化
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是孤立的，它与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市场化制度、以及分配政策、社会流动等其他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如果说经济发展（增长）和市场化是一个国家内部作用于经济不平等的两个核心过程的话，那么这个基本逻辑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而言也应是适用的。可以假设的是，一个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共同影响。在一个国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后，国家内部的所有地区都共享着共同的制度环境和改革所积累的经济基础条件，所有地区内部的经济活力也都开始被激发出来，人口总体中的结构已开始远离早期那种低度发展时的同质化状态，这种异质性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较高水平的不平等。依据前面假设1、2的讨论，总体来说，在21世纪初这个发展阶段上，经济发展可以缓解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一种完全充分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不平等也总是能起到抑制作用。但要回答“发展与市场化水平是如何同时作用于不平等的变化过程的”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来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众所周知，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特征，由于资源禀赋、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地区的功能定位特征等等诸多原因，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上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从以往的理论讨论和实证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水平对不平等的影响均在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着不同的后果。
假设3：由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和市场化对收入不平等都具有缓解作用，因此，二者的共同作用会加速削弱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假设3.1：处于“低发展-低市场化”类型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将普遍高于市场化水平更高、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
（三）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
在完全充分的自由市场社会中，个体获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差异，是导致最终报酬或地位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个体能力差异决定收入差异。教育在经济学家那里一直都是解释个体层次上收入差异的核心变量，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由于教育是个体能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因此，一个地区内部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同样也将成为衡量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于是，我们遵循经济学关于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关系的基本逻辑，期望在本研究中同样能够验证：
假设4：教育不平等程度与收入不平等具有高度一致性，教育不平等程度高的地区，收入不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反之亦然。
三、数据及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本文使用的是该调查的一个再抽样样本，个案数为2585841（相当于当年全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长表询问了劳动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收入、户籍等信息。我们以地区（地级市）为单位对上述个体信息进行了汇总计算，获得了各地区内部的收入Gini系数、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Gini系数、户籍非农比例等信息。该调查样本含有地级单位的代码，数据中共有地级单位345个，其中四个直辖市被划分为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重庆市被区分为市区、郊区和农村）。汇总分析前我们将四个直辖市的代码进行了统一处理，减少了5个地级代码，因此最终用于汇总分析的地级单位是340个。
此外，为配合使用上述抽样调查的汇总数据，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公开统计资料中收集了各地市的若干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数据，然后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析取出发展因子、市场化水平因子等两个主要变量。
收入基尼系数是模型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发展因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化因子（市场化水平）为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教育基尼系数是重要控制变量。此外，利用发展因子和市场化因子以均值0为界，得到两维四象的分类框架（发展水平高/低-市场化水平高/低），这个框架是我们进行假设检验的主要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OLS，根据分析需要，不同模型或者引入了发展因子和市场化因子的交互效应，或者根据分类框架对样本分割后进行了相应的分列估计，或者针对教育不平等对发展、市场化因子的调节效应而展开相关的中介作用分析。
主要变量之间的散点分析图如下：
四、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主要见于表6。模型0-1、模型0-2分别是只包含教育不平等系数和只包含发展与市场化两个因子主效应的初始模型。结果显示，教育不平等可以解释29%的收入不平等方差，而发展因子、市场化因子对收入不平等的粗解释力约为11.2%。两类自变量同时加入后（模型1），其解释力提高到30.9%，在加入市场化因子与发展因子的交互效应后（模型2），解释力进一步提高到33.5%。
从模型0-1到模型2，估计结果都稳定地显示出一个地区内部的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正向关联，假设4（教育不平等程度高的地区，收入不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反之亦然）在这里得到了明确验证。
表6中的模型也验证了本文最关心的两个主要研究假设（假设1、假设2）。模型结果显示，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都将有利于缓解区域内的收入不平等。表6中的模型显示，发展因子、市场化因子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系数都是负向的，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越低，二者对收入不平等都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如模型1所示，控制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后，发展因子提高一个标准差将使区域内收入不平等降低0.8%；市场化因子提高1个标准差则可使收入不平等降低0.4%。
模型3可以说是市场化—发展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联合影响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后，市场化-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有可能降低收入不平等，这个结论与前述讨论是一致的:在低发展-低市场化区域，收入不平等水平是最高的，其他三类区域中的收入不平等都相对较低。假设3在这里得到检验。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回顾了经济学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几种主要理论思路后，集中讨论了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式。就量化研究方式而言，本文不同于以往大多数文献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简单地以一个或多个国家为整体来考察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将研究的重心从国别资料的讨论转向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利用的是2005年地级区域的截面数据，对中国340个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教育不平等之间的量化关系。
本文提出的几个主要研究假设均得到了实证的有效检验。首先，从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资料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对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都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制度建设越完善的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这与当前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基本观察结论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样的研究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在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认识中，人们普遍接受了库兹涅茨的所谓倒U型理论，并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归结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后果。而我们的研究则指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先上升后下降，相反，经济增长、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降低收入不平等社会功能，至少目前从2005年的340个地区资料分析来看是如此。这就是说，我们似乎并不应该让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来为收入不平等买单。政府或其他决策者在为一个地区进行经济社会改革、市场化改革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似乎并不需要背负起“不平等上升”的原罪包袱。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这对增强地方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来说，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政策借鉴价值。
此外，与大多数利用国别资料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的是，本文也发现地区内部劳动者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对其收入不平等具有很明确的相互强化作用，教育不平等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也越强烈。尽管我们对这一研究结论本身并不感到惊奇，但是，当我们将之与经济增长这个符号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深刻的研究问题显然也就蕴含于其中了：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推动教育扩张、教育扩张又明确地降低教育不平等这样的逻辑引入收入不平等之变动的研究框架的时候，一副更为复杂的分析图景也将同时展现了出来，这正是我们后续的重要研究课题。
刘精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教育社会学，儿童发展。
朱美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原文出处：刘精明,朱美静.经济发展、市场化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地区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01):10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