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

杨雪冬:创造内外新平衡,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杨雪冬认为,中国正行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半程,需要牢牢把握不断变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核心是清醒准确判断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及时有效因应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塑造出新的内外平衡状态,最大限度利用好各种积极因素,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寻求与世界发展的同频共振。


核心观点

1、构建出“时-势-变”的三元互动关系,三者相互内嵌、相互影响,形成一定的时空场域,既划定了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每个行为者的选择边界,也塑造着它们的认知和选择行为。根据这个三元互动结构,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就不单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一定时期内由“时”“势”“变”的组合达成的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

2、当下“时-势-变”有八个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从而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各自不同的时空场域,并随着各国的“应变”,不断促成局部场域和整体场域的调整改变。

3、随着“时-势-变”的三元互动,中国的国内国际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特征也随之改变。运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未雨绸缪、统筹兼顾,积极构建内外部关系的新平衡。


“时-势-变”的分析框架

1、“势”被界定为不能为个人、国家以及其他组织力量所左右,但能被其识别并利用的条件、状态和趋势,具有方向性、复合性和不均衡性等特征。在全球化时代,“势”具有多重维度,既可以根据治理范围分为全球性、区域性、国家性,又可以根据治理领域分为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科技性等,这些不同维度的“势”不是孤立而行的,而是相互交织,进一步加深了“势”的复合性和不均衡性。

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本文将全球化时代的“势”分为三类:力量格局、基本矛盾、发展动力。力量格局指的是当今各国力量的对比和组合,具体表现为东西关系、南北关系、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以及围绕不断产生和变化的全球问题形成的各种国家间组合;基本矛盾指的是各国共同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具体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国家治理主权与全球性交往及风险的矛盾以及自身发展与国际责任的矛盾;发展动力指的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因素和主体,具体表现为资本实力和流动、科学技术创新以及主要国家推动共同发展的意愿和投入。

2、所谓“时”,不是自然时间,而是社会政治时间,因此也具有多维度特征,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时间。本文将“时”分为三类:时代、周期、时间节点。

时代是长时段的、更迭向前的,是“势”在时间上的表现,每一个时代都与前一个时代有明显差异。时代的命名有多种方式,但都要突出一定时期内的显著特征,比如事件、技术、矛盾等。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是复合式变革和转型,具体体现在社会、经济、技术、制度以及国家间关系等多个方面,全球化时代、风险时代、转型时代、创新时代等说法,都是对当今时代不同面向的刻画。

周期就是相隔一段时间定期出现的现象,具有重复性(但不是简单的重复)和一定的规律性,周期可长可短。

时间节点,指的是时代或周期中某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段时间,可以用某个事件的发生、某个人物的出现、某个决策的实施等来标注。与时代和周期相比,时间节点更短,更带有主观色彩,可以被识别和捕捉。如果行为者能够在时间节点出现前后采用相应的合理措施和有效行动,就能够把握住“势”,“乘势而为”占据有利位次,达到孙子兵法说的“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3、“时-势”的变易会对个人、组织等所有行为者产生冲击和影响,而民族国家作为基本治理单位首当其冲,必然需要进行主动或者被动的调整,这就是“变”。“变”是“时”与“势”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各个行为者的“变”形成互动合力,就会产生“势”、塑造“时”;当各个行为者的“变”是分散乃至对抗的,则只有少数行为者能够把握“时”、顺应“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其针对“时-势”所作的调整,有三种类型化选择:

“外向的选择”,即通过深入参与外部事务,强化或重组外部关系,获得更多外部资源,来解决内部问题,或缓解内部矛盾;“内向的选择”,即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尽可能地隔离开,通过塑造外部对抗关系,来强化内部团结,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缓解国内矛盾;“内外互动”,即在维持内外互动关系的前提下,根据“时-势”的新变化,努力形成新的内外部平衡关系,在内外互动中,推动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互相促进式解决。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构建出“时-势-变”的三元互动关系,三者相互内嵌、相互影响,形成一定的时空场域,既划定了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每个行为者的选择边界,也塑造着它们的认知和选择行为。在三者中,长时段的时代和周期更具有稳定性和结构化功能。无论是力量格局、基本矛盾、发展动力等“势”的体现形式,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多种类型的“变”,都是在时代背景下,沿着时间维度展开的,赋予了“时”丰富的内容和具体的特征。“势”也是在民族国家“变”的能动过程中形成并转化的,“势”在“时”的规定下,既客观存在,也能通过发挥能动性实现可把握,甚至可利用。

根据这个三元互动结构,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就不单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一定时期内由“时”“势”“变”的组合达成的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在全球化背景下,战略机遇期具有双重涵义:一是对于具体的行动者来说,指的是有利于其实现突破性发展的“时-势-变”结构;二是对于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来说,指的是关系到整个世界前途命运的“时-势-变”结构。理想状态下,二者是重合的,对于个体行动者有利的条件,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反之亦然。但在现实情况下,囿于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和认知差异,个体行为者往往会维护或争夺有利于自己的条件、机会、地位等,无视乃至破坏有利于整个世界发展的条件,进而形成恶性竞争,以致兵戈相见,造成世界性灾难。历史经验证明,尽管战争可能成为个别行为者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行为者以及整个世界来说,和平才是维持战略机遇期的前提。



当下“时-势-变”的八个特点

当下“时-势-变”主要有以下八个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从而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各自不同的时空场域,并随着各国的“应变”,不断促成局部场域和整体场域的调整改变。由于处于全球化平台期,因此,这种整体的时空场域会保持相当长的时期,这也为各国的“应变”和改变局部场域的状态提供了机遇。

第一,这是一个多种变革同步发生的“叠加”时代。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叠加进程。相比之下,除以互联网推动的信息化具有崭新性外,其他的发展都不是新现象。但正是在互联网发展的推动下,这些变动有了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且由于同步推进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多重变革不断释放出革命性影响,推动了各民族国家内部与国际的互动交融,导致了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这些变革叠加的核心效果就是推动了全球范围交往的扩展、深化和分化。

第二,现在进入了持续较长时间的全球化平台期。2008年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曾经高歌猛进3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放慢了脚步,西方经济进入萧条长波周期,大国的地位也进入了更替阶段,全球化开始了速度放缓的“平台期”。在这个时期,全球化的推进速度将放缓,前期在各个领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步释放,但因为各国在解决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而被搁置,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全球合作无法达成,重要国际机制运行缓慢,由此造成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尽管“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言论频出,但是全球化并不会终结,也不会被根本逆转,因为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已经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形成了稳定的形态,获得了一定的制度支持以及社会观念的支撑,全球化的基本结构没有打破,全球化的前进方向没有改变。

第三,现在进入了代际更替加速的时期。得益于教育普及和信息生产传播方式的变革,年轻人的成长更为迅速,代际差异更加明显;代际的划分时段进一步缩短,从原来的每三十年,缩短到每十年,出现了所谓的“N世代”(互联网一代)。在“N世代”中,也会由于群体接触的游戏、流行元素等不同,出现明显的内部差异以及多种形式的“亚文化”。更重要的是,与以前的财富积累速度和方式迥然不同,借助互联网与资本的结合,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通过互联网高速完成资本积累的超级互联网企业以及富裕群体。

第四,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去西方中心化”。冷战后开始变化的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加速调整。新兴国家快速崛起的同时,西方大国的力量相对下降;新兴国家之间联系加强的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加深,西方主导、北方优势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更热衷于炒作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民主国家带来的制度竞争。2020年,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题为《西方的缺失》的报告,对西方社会内部认同感降低、外部吸引力下降表示了深深的忧虑。2021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趋势2040: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以及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的题为《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综合评估》的国防评估报告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忧虑,尤其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带来的制度性竞争会动摇西方国家构建和主导的国际秩序。

第五,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应对基本矛盾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各国依然存在着发展差距,但是面对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国家治理主权与全球性交往及风险的矛盾、自身发展与国际责任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交织互动,普遍缺乏足够的经验、资源和能力。即使是具有制度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上也没有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更明显的优势,反而暴露出深层次的问题。有报告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各国治理绩效的竞赛不能再继续沿用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意识形态模式——以“自由”和“不自由”来衡量各国的治理绩效。一方面,国家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另一方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调配合,这是提升国家治理绩效所必需的前提。

第六,世界发展的动力组合在发生深刻改变。尽管资本依然是最为活跃的发展要素,但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的出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个人力量的增强,使得世界发展的动力要素有了新的组合形式,世界发展的动力分布更为均衡。一方面,各项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和叠代速度以指数级展开;另一方面,大量新型科技成果进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文化、生活和对外交流模式,进而深度影响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社会等层面。“互联网+”不仅加速了资本、物质等要素的流动,也为知识价值的传播、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间,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他人、共同体以及整个人类的认识,带来了认识和观念的变革。

第七,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的显性化,对如何更有效实现国际责任以及展开全球性治理提出更为紧迫的要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得全球风险更为显性化。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加大风险发生的几率。另一方面,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增加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二是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有效应对全球风险,需要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提升现有国际制度的约束力以及各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协同力。

第八,治理的“内向化”作为国家的应变方式正在成为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的选择。随着各类全球风险的爆发,国际因素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影响日益深入和复杂,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面临着如何平衡国内与国际问题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各国之间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的内容不断深入,相互依存度大大提升,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宣称自己能够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生存或发展;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发展的基本职能。遗憾的是,“本国优先”正在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时公开或者隐藏的主张,并借此为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国内民众的支持。


塑造内外关系新平衡是运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核心

随着“时-势-变”的三元互动,中国的国内国际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特征也随之改变。运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要积极构建内外部关系的新平衡。一方面,坚定不移推进国内改革和制度化建设,保持全社会活力,充分发挥创造力,提升全社会的整合性,为制度优势的发挥夯实更深厚的社会基础,提升战略持久力,更好地运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要全面考虑外部环境的各种变化和各种新挑战,逆势出击、主动谋划,尽最大努力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维护和推动外部环境向好发展,清醒辨别和及时把握发展的新机遇,顺势而为、构建优势,努力寻找与国际社会更多领域、更多维度的同频共振,实现与更多国家发展的相互嵌入。

首先,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凝聚战略信心,提升战略持久力,将战略机遇期有效转化为发展时机。提升战略持久力,就是要平衡好政治与治理的关系。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因此,要努力塑造社会共识,增强各种力量的协同。当下的核心是补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治理旨在利用更为丰富的机制和方法有效解决问题。在各领域治理中,尤其要密切关注哪些社会群体更为脆弱,哪些问题人民群众更为关心,认真分析国家治理体系还存在哪些缺陷,国家治理能力还有哪些不足,跟踪研判国际环境中哪些变化会成为“黑天鹅”事件,哪些会产生“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要常怀忧患意识,培养系统思维、同情共理思维,提高预判能力、回应能力、应变能力,及时补齐短板。

其次,面对“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现象,要坚定不移捍卫和平发展安全这个新的时代主题。在当今时代,共同发展的核心是基于各国发展道路选择权的发展,不仅要鼓励各国探索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更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推动各国共同探索适合世界情势变化的发展路径,形成全球发展合力。要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倡导建设全球健康安全共同体,为共同发展提供安全条件。要深入研究和挖掘利用区域内的比较优势,依托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动区域性分工合作,繁荣区域发展,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夯实区域化基础。

最后,要充分认识并利用好中国市场广阔、空间多样、回旋余地大、产业完备、自主性强等综合性优势,推动国内均衡发展的战略转移,提高自身发展韧性,为世界的共同发展提供支持。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需要加强国内市场和资源更有效的动员和利用,以国内的均衡发展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加大力度推动地区、城乡、不同人群之间的均衡发展,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价值导向。同时,通过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等措施,将资源、政策等要素投入到更需要快速发展的领域,以局部的不均衡投入实现整体的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转载自公众号“人民智库”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8月上(有删节)

杨雪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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