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

刘江永:我所接触的杨振宁先生

我所接触的杨振宁先生

——贺杨振宁先生百年诞辰及纪念海外“保钓运动”高潮50周年

刘江永

杨振宁是清华之骄子、国人的骄傲、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跨世纪百岁传奇人物。这一切,都与他对世界理论物理学的杰出贡献、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对同学好友邓稼先的一往深情联系在一起。1997年杨振宁恢复了中国国籍,落叶归根,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2021年9月22日——辛丑年中秋节一过的农历八月十六日,杨振宁先生迎来他的农历百岁华诞(杨老说按阳历算他的生日是10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人看望杨振宁,祝愿他健康长寿。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了隆重的“杨振宁学术思想研讨会”,这也许是向这位极不平凡的中国百岁老人献上的最好生日礼物。

一、有缘有幸与杨振宁先生谈“保钓”

我不是学物理的,自然无缘应邀亲临现场聆听杨老那熟悉的声音。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杨老以1971年邓稼先信中那句含义深刻的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讲述了一段真实感人故事。他饱含深情地告诉我们,他不负挚友邓稼先,殊途同归,为祖国奉献了一切!整个演讲没有任何高深的物理学术语言,倒像是在与邓稼先的在天之灵叙旧谈心,却充满力量,感人至深!

人生在世,能否促膝交流是要靠缘分的。我4岁那年,即1957年杨振宁已经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哪能有什么缘分?50年前,杨振宁50岁时曾作为美籍华人积极参与在美国兴起的保卫钓鱼岛运动,被誉为“保钓精神领袖”。今年是“保钓运动”高潮50周年。回想起来,我和杨老潜在的缘分也许从40年前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开始了。那时我开始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之一是,被中日双方暂时搁置的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问题。我研究的初衷是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而研究的兴趣则来自我对这一矛盾现象的学术好奇。于是,与此相关的“保钓运动”也进入我关注的视野。这也许就注定我会有一天在清华大学与杨老坐到一起交流,这就是一种缘分吧!

这里所说的“保钓运动”不是指所有所谓“保钓行为”或“保钓活动”,而是特指1970年至1972年,针对美日将钓鱼岛列岛擅自划入美国“归还冲绳”范围,来自台湾、香港的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在北美等地发动的大规模抗议游行等群众运动。1970年日本要求美国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冲绳的范围,日本海上保安艇开始在钓鱼岛海域驱赶台湾渔船。同年10月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生王晓波在台湾《中华杂志》发表了《保卫钓鱼台》一文。文章开头引述了“五四运动”时的两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该文传到美国后,北美各地的留学生、海外华侨华人立即成立起“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等组织,在美国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举行抗议游行。1971年4月10日,约2500名华人华侨代表在华盛顿集会,抗议美国政府偏袒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著名史学家何柄棣等著名科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保钓运动”。

当时,美日尚未同新中国政府建交,而台湾当局为巩固同美日的关系,最初在保钓问题上并不积极,迫于“保钓运动”的压力才不得不加强对美交涉,但显得为时已晚。在日方推动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人,在并不完全了解事实真相与全貌的情况下,仓促举行决策会议并根据美国前驻日本大使、时任副国务卿所提供的有关会议背景资料,决定将钓鱼岛列岛施政权连同冲绳一道交给日本。其目的一是换取日方允许保留驻冲绳美军基地并继续把黄尾屿、赤尾屿作为射击靶场;二是促使日方在纤维贸易谈判中对美让步,以利尼克松的国内选举;三是保持美国在东亚战略平衡中的主宰地位。另外,鉴于同年7月9日基辛格将访华,美国政府不便把事做绝而进一步引起轩然大波,故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采取了所谓不持立场的“中立态度”。

尽管如此,美国将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决定仍激起中国海峡两岸和海外“保钓人士”强烈反对。据杨振宁回忆说,“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台湾或香港去的,无论是左倾的还是右倾的,留学生们对于钓鱼台这件事,都完全反对日本占有。”杨振宁认为,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无可辩驳,而美国的立场明显偏袒日本。美国政府在声明中虽就主权归属表示中立,但在《归还冲绳协定》中的模糊态度则使日本自认为美国完全支持他们,尤其是美国海军在钓鱼岛保留靶场,这些与美国所声称的中立立场相悖。从地理上看钓鱼岛虽小,但却足以引发国际紧张局势,美方必须作出进一步澄清。

海外这场“保钓运动”也引起祖国大陆的关注。1971年9月25日,李我焱等5名台湾学生组团从纽约前往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民间的首次破冰之旅。他们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从晚上10点一直谈到凌晨4点多,足足谈了6小时。据当事人回忆,周总理谈到保钓时说,毛主席称“保钓运动是海外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怎么能容许美国将本国领土一部分的施政权交给战败国日本呢?这是绝不会答应的。这一点和“五四运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中日双方原定不涉及钓鱼岛问题。而会谈结束时,田中角荣首相突然主动向周恩来总理问及中方对钓鱼岛的态度。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好处……目前急迫的问题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待时间的转移来谈。”田中表示赞同,并表示“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解决的。”双方实际上达成搁置争议共识。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也是这样处理的。这种策略选择对维护中日关系大局是有利的。但是,搁置争议并不等于可以放弃研究。因为一旦日方不守“搁置”承诺,双方关于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还会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这是我当时就有的一种隐忧,所以从那时起我一直留意搜集有关钓鱼岛归属的各方文献,只是在两国政府认同“搁置争议”阶段则无需发表而已。

据我对大量相关第一手文献考据,可以断定钓鱼岛列岛确属中国固有领土,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既不是古代琉球国的岛屿,更不属于日本。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窃占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到并利用《马关条约》霸占50年。二战后必须根据日本天皇和政府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归还中国而不容日美染指。这说明,当年“保钓运动”的主张与诉求是正确的。如果不持续地把这些历史真相与法理公诸于世,或许还会有不完全了解事情真相的日美决策者干蠢事,闯下大祸,害人害己。因此,我从2011年起用了5年时间,从国际法角度把以往积累的相关证据链进行考证和梳理,撰写了《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一书,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关键证据。该书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1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对杨振宁在“保钓运动”中的贡献加以记述,所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向杨老当面讨教,弥补这一缺憾。

杨老得知我的想法后立即爽快答应见面。2017年6月13日上午,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何玉老师陪同下前往杨振宁先生的办公室,向他请教当年在美“保钓运动”中的亲身经历。我们谈得很投机。当年96岁的杨老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精神矍铄,行动敏捷,头脑清晰,非常健谈。他没有半点架子,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如沐春风。他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经常会反问我一些问题,一加深彼此了解。然后,他会就我感兴趣的问题给予深入细致的解答。他的记忆力超强,对40多年前的往事和故人都能一一娓娓道来。他黑头发比白头发多,根本看不出是90多岁的人。他专门抽出宝贵的1个多小时与我单独交谈,令我获益匪浅,至今心存感激!

刘江永向杨振宁先生赠书(何玉摄)

杨老接过我的赠书立即仔细翻阅,并对我说,“这类书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1962年中国和印度打一仗的时候,那时我在美国,(美国)一面倒地大骂中国。后来,过了大概是一年或半年,来了一个英国的新闻记者,叫作麦克斯韦(Maxwell),他写了一本书,叫作India’s China War。那本书影响非常之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而且他的材料基本是印度档案,因为中国不给他档案,可是他根据印度给的档案就看出来,第一,是印度挑起了冲突,尤其是尼赫鲁非常自大,以为中国不行,结果败得惨不忍睹。所以这本书出来之后,在西方影响非常之大,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了。”

刘江永与杨振宁先生交谈(何玉摄)

杨老充分肯定我所做的研究,还主动向我提供了当年美国 “老保钓”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了解更多的情况。我对他说,“我也曾拜读您的《物理学的诱惑》,但到现在也没完全看明白。不过,我觉得物理学研究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追求真理的学问。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像钓鱼岛归属这种问题。要搞清楚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思路。”

杨老说,“你讲的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中国有一些写传记的人,他们不求其真。中国有个名词叫作‘传记文学’,认为是文学嘛,那就可以加上去一些想象的材料……时间久了以后,人们就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了。”我很赞同杨老的看法,文学作品可以演绎,而领土归属考据则绝对不能如此。杨老的言谈话语,句句切中要害,流露出对我国加强相关领域研究与正确信息在世界传播的殷切期待,也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心与决心。有些人比较重视日方的相关研究成果,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既然钓鱼岛列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就应该是世界上一流的才行,而不能只是躺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之上吃现成饭。

二、杨振宁:50年前保钓的海外赤子

谈到当年那场“保钓运动”,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的杨振宁十分关注。1971年8月,杨振宁与阔别22年的挚友邓稼先在祖国首都北京重逢。当他回美

国之前在上海收到邓稼先的亲笔信,得知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研发出来的瞬间,不禁热泪盈眶。

最近,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振宁和夫人翁帆编著的《晨曦集》(增订版),首次披露了邓稼先这封信的全文,读起来仍令人动容。拜读这封信,或许才能理解杨老阅读此信后为何会热泪盈眶;才理解在清华大学庆贺杨老百岁诞辰的演讲

中他为何从头至尾紧紧围绕这封信的内容;才理解他为何回到美国后便立即投身那场“保钓运动”。因为这也许是百岁杨振宁最想告诉世人50年来他的一片赤子之心吧!邓稼先50年前在给杨振宁的信中这样写道:

“振宁:你这次回到祖国来,老师们和同学们见到你真是感到非常高兴。我这次从外地到北京来看见你,也确实感到非常高兴。在你离京之后,我也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关于你要打听的事,我已向组织上了解,寒春[①]确实没有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我特地写这封信告诉你。

你这次回来能见到总理,总理这样的高龄,能在百忙中用这么长的时间和你亲切地谈话,关怀地询问你各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在座的人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希望你能经常地想起这次亲切的接见。

你这次回来能看见祖国各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这真是难得的机会。希望你能了解到祖国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毛主席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你谈到人生的意义应该明确,我想人生的意义就应该遵照毛主席所说的这句话去做。我的世界观改得也很差,许多私心杂念随时冒出来,像在工作中,顺利时就沾沾自喜,不顺利时就气馁,怕负责任等等。但我愿意引用毛主席这句话,与振宁共勉。希望你在国外时能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

这次在北京见到你,时间虽然不长,但每天晚上回来后心情总是不很平静,从小在一起,各个时期的情景,总是涌上心头。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夜深了,不多谈了。代向你父母问安。祝两位老人家身体健康。祝你一路顺风。

稼先

8.13/71”

那次是杨振宁赴美留学后第一次回到祖国并与邓稼先重逢。当时他曾提出回国服务,而周恩来总理则希望他留在美国从是理论物理学研究,并在促进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作用。于是,返回美国的杨振宁立即义无反顾地投身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

为保钓宣传筹措报纸的广告费,三位“清华人”——杨振宁、现代微分几何之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陈省身(1911-2004年),应用数学权威、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林家翘(1916年—2013年)等知名学者率先签名并捐款,带动了600多位华裔教授、专业人士,以及2000多名留学生在公开信上签名捐款,共筹集到19076.36美元,几乎是版面费的两倍。

据杨振宁回忆,1971年6月17日,美日双方签订的《归还冲绳协定》,须经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方能生效。当时一些美国参议员并不了解事实真相,也有些人反对政府把钓鱼岛交给日本,希望得到中方有关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证据,以便在参议院审议时提出反对或修正意见。另外,尼克松政府当时正在摸索打开美中关系大门,对在美华人的想法也需有所了解。

在这一背景下,1971年10月29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审议归还冲绳协定的相关听证会。杨振宁、吴仙标、邓志雄与约翰芬·查四位美籍华人出席。吴仙标为出席这次听证会,进行了充分准备。杨振宁发表证词的要点是:历史、大陆架地理状况、法律记录和台湾渔民使用情况等都表明,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的一部分,无庸置疑。钓鱼岛并不包含在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内。美国海军错误地将这些岛屿看作琉球的一部分。希望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彻底从这个错误中摆脱出来,明确表明美国关于钓鱼岛争端的中立立场,停止美国对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主权的事实承认。

针对美国将钓鱼岛施政权非法划入归还冲绳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年来,日本佐藤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再声称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并勾结美帝国主义,进行侵吞上述岛屿的种种活动。不久前,美、日两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归还’冲绳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海外这场“保钓运动”特别是杨振宁等美籍华人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在阻止日本通过美国攫取钓鱼岛主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1年11月9日,美国参议院参院外委会虽然批准通过了《归还冲绳协定》,但附加说明强调,“美国把管辖权交给日本,并不表示主权的转移,也不影响任何一方主权的主张。”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该群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但是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美国政府与国会的这一立场迄今未变。2021年2月23日,拜登政府执政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F. Kirby)一度失言称,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支持日本,但3天后他便予以纠正,并称“对由此产生的任何混淆表示道歉”。

三、殊途同归——“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同途”

当年那场“保钓运动”并非没有局限性和瑕疵,参与的也是鱼龙混杂。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海峡两岸分裂,保钓人士左右两派在国家与政府认同方面尖锐对立。这最终导致“保钓运动”分道扬镳,偃旗息鼓。一些主张“保钓促统”的台湾左派学子,甚至还被台湾当局列入的黑名单而学成后难以返台,只好转向大陆发展或长期滞留美国。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吴国桢老师便是其中的一员。他1970年毕业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但因保钓促统,获博士学位后而难回台。他1977年曾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任职,1995年起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曾任大陆的台湾同学会主席。在吴国桢先生牵线和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薛芳渝支持下,2007年9月27日,原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周本初先生将珍藏的12箱保钓资料无偿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

世界上有些无独有偶的巧合。大量收藏“保钓运动”文献资料的,正是坐落在北京清华园的清华大学和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的图书馆,相关藏品远超过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旧金山州立大学图书馆的收藏。这恐怕绝非偶然,因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钓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台湾附属岛屿。当年投身保钓的海外精英中有不少是海峡两岸的清华人。2003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收到叶光南兄妹捐赠的首批相关珍贵文献。正如该校图书馆馆长谢小芩所说,“保存海外留学生的思想文献与生活记录,不仅是校史的延伸,也是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杨振宁熟悉的台湾 “老保钓”林孝信,曾因保钓促统而长期难以返台,被迫旅居美国。他生前也将珍藏了30多年的几十箱“保钓运动”相关文献无偿捐赠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2010年,他曾就此留下一段十分感人的肺腑之言:“对于参加过钓运的人,那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的一番经历,同时还是内心不断反思,不断与自己过去的无知与成见告别的过程。每当有机会翻阅这些文献,就好像看到过去苍白的自我如何在不断工作、欢笑、呐喊、挣扎中逐渐成长、成熟的痕迹。那真是我们一代人用生命写的历史文献,捐出去犹如告别自己的过去,总有几分难舍啊!当然,最后还是捐了,就好像女儿终究要嫁出去那样。但是,捐出去之后,我发现我的‘亲家’——清华大学图书馆非常善待她,重视她,并费劲心力整理她……。现在我觉得嫁对了……总之,我们非常谢谢清华大学,他们在这方面付出很多很多心血。”

最近,台湾已故保钓领军人物王晓波的藏书也将赠送北京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杨振宁先生在“保钓运动”中发挥作用的相关原始文献,将和它们一起永久保存在这里。在中国大陆台湾同学会鼎力支持下,2020年6月,为纪念“保钓运动”50周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编著了题为《春雷回想: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口述史》。它历时两年,在对近80人的访谈基础上形成了59篇宝贵的口述史文章,记载了当年保钓精英的保钓人生轨迹与情怀。

当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曾经唤醒海内外中华儿女捍卫国家领土、促进祖国统一的热望。从“钓运”到“统运”,形成“保钓促统”、传承至今、跨越时空的一种人生价值。如今,以陈美霞女士为首 “钓鱼台教育协会”等台湾保钓团体仍在坚守这种价值传承,近年来为维护宜兰县渔民的切身利益,与日方在钓鱼岛海域的侵权行为做坚决斗争。殊途同归,伴随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当年岛内尖锐对立的左右两派“保钓人士”也逐渐走到一起。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作为志业,迄今一直积极参与保钓活动。台湾原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几十年如一日,亲自组织多场保钓相关研讨会。2021年1月,台湾《民权时报》社社长谢正一出版了《保钓五十年的悲愿》一书;同年4月,台湾“钓鱼台教育协会”等举行了纪念“保钓运动”50周年研讨活动;同年6月台湾《观察》杂志社社长纪欣编辑出版了《保钓运动50年:回顾与传承》一书,使保钓精神薪火相传。

在杨振宁先生度过百岁寿辰的今天,他心中仍念念不忘“保钓运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他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挂着纽约州立大学保钓会发行的保钓刊物《石溪通讯》的封面照片,似乎保钓人永远是年轻。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场“保钓运动”虽未能实现全部目标,但海外华人华侨心向祖国的“保钓精神”,仍在鼓舞着后人继续前行。这种“保钓精神”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一脉相承,体现出中华儿女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凝聚着追求真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大无畏精神。

在庆贺杨振宁百年诞辰大会上,杨老首次披露了50年前收到邓稼先亲笔信时的心境和50年后对挚友的告慰:“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50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50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目前,世界上健在的年龄最长者是日本一位107岁的老婆婆。值此杨振宁百岁诞辰之际,衷心祝愿杨老健康长寿,为世界创造新的人生奇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2021年10月1日


[①]春寒:英文名为Joan Hinton,核物理学家,1921年10月20日出生在芝加哥,2010年6月8日去世;曾与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共事2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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