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高度重合。也正是因为敏锐抓住了数字时代的发展脉搏，中国现代化正在成为改变世界发展趋势与格局的力量。数字技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由其支撑的数字社会连接也显示出根本性的变革。数字社会带来的社会变迁，对认识与理解社会的整个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也再一次提供了两个世纪以来难得的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

数字技术引发社会连接根本性变革

数字技术引发社会连接根本性变革。首先，数字技术拓展了社会连接的边界；其次，数字网络促进了社会连接的信息共享；再次，数字信息传递提升了社会连接的时效；最后，数字连接的便利带来了社会连接对于数字技术的依赖。

数字技术重组了数字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首先，数据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改变了以往价值的生产过程。数字资本将作为一种全新的价值源泉，在市场上交易并将成为最具价值的资源。其次，数字化信息的网络化传递改变了市场运行的方式。数字技术带来的更为有效且价格低廉的信息，能够传递有效协调的市场交换机制。再次，数字时代的生产组织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技术使得等级结构朝着扁平化的趋势发展。最后，作为劳动者的个人参与生产与市场交易的工作角色、内容与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数字时代日常生活的状态跟工业化时代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数字时代的个人跟世界便捷相连，也让人们可以便捷地接触各种信息，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世界。其次，在获取海量数字信息的同时，数字时代给个人带来了崭新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再次，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相互连接的方式，重塑了人际关系。数字通信技术提升了人们连接的能力与多样性，极大压缩了空间对人际互动交流的限制。复次，数字时代的群体构成形成了新的机制。数字时代的碎片化个人网络显示的是“网络化的个人主义”群体特征。最后，数字时代的社会参与也显示了巨大变化。通过社交媒体的网络动员成本低廉，成效较高，成为动员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

数字时代的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成了一系列解构与重组社会结构的新机制，也产生了还未定型的社会运行原则。在数字社会中，数字网络穿透了原有工业社会的一切组织结构形式，直接将个人纳入数字网络并使之成为基本节点。这无疑将带来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甚至瓦解。在进一步展望数字社会的前景时，卡斯特尔给出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两种趋势。这样的观点显示了，数字技术本身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既有积极正面的后果，也有消极负面的后果。在数字社会短短的历史中，解构与重构社会的机制必然显示出类似这样矛盾对立的特征，并表现为一系列辩证性的悖论，昭示着未来社会变迁的可能方向，也为人们深刻理解社会提供启发性思路。

创新数字社会的社会研究

正如经典社会学家正是在面对工业化社会的来临时，展开了深入的诊断、解释、改良以及批判性研究，当初吸引他们投入社会研究的根本性问题，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也需要重新回答。在数字社会背景下，开展社会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深入研究崭新社会事实，帮助我们理解数字社会；将社会研究与社会干预、解决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数字社会的研究直接应用于数字社会的建设过程。

数字时代不仅仅为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意味着需要运用新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来研究数字社会。从研究过程来看，数字社会研究区别于以往社会研究的最大不同，就是数字技术提供的大数据成为数字社会研究中最新颖的动力基础。计算社会科学在社会研究中，深入众多诸如社会网络、集体行为、知识传播、文化研究、社会心理与情感等分支研究领域，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经验实证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开始积极关注发展关于数字社会的新理论。数字社会的研究方法既有对原有社会研究方法的数字化改造与拓展，也有专门针对数字社会研究发展出来的全新技术。由于数字社会研究本身的交叉学科性质以及对于数据分析的强调，跨学科知识与具体研究技术也成为数字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开展中国数字社会研究有着以下两个优势：一是，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高度重合，形成数字时代根本性社会变革最为显著的“社会实验”范本；二是，中国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数字技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多的数字网络用户，他们在数字社会中的活动也最稠密，产生丰富的数据。作为新兴的数字社会研究需要新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事实上，有的学者在过去几年敏锐思考过这一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迁进程，数字社会研究在计算方法应用、实证经验研究以及应用治理等研究领域有着迅速的发展。在继续推进实证经验研究的同时，数字社会研究更应该利用这一学科发展的机遇，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推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时代的社会概念、社会理论与社会思想。

在数字社会展现雏形的当前，在进一步开展经验研究的同时，数字社会研究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探索工作值得聚焦与推进。一是从数字社会的社会事实中提炼新的概念；二是尝试性给出整体性社会诊断；三是保持对数字技术发展的反思立场；四是赋予大数据分析额外的社会学意义；五是积极投身到数字社会的建设进程之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