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

杨雪冬:内外互动、主体选择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

摘要: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百年发展中,中国共产党见证并领导中国走上了一条适合国情、顺应世情的现代化道路。文章选取内外互动这个近代凸显的基本关系,分析了党如何在不同发展时期把握这个关系,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党之所以能够把握住这个关系,为我所用,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其原因在于它能在复杂的关系中保持主体性、发挥能动性、实现自主性。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党的革命性质。随着党的长期执政,中国与世界的全面对接,参与内外互动的主体不断分化,互动发生层次的不断丰富,内外互动关系将更为复杂多样。如何继续把握持续变动的互动关系,将其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条件,是对党的不断考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内外互动;主体性;中国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加速进入了梁启超所说的“世界之中国”的深刻变迁之中。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面接触,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内外互动成为影响乃至决定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基本关系。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在内外互动关系中长期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外部世界为中国内部变化提供了包括追随—模仿对象、干预—支持资源、接受—肯定认同等多重维度的条件,影响着国内力量的平衡,甚至会左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然而,由于外部世界的多样化,国内不同主体在内外互动中也具有一定的选择自主性,接近哪种外部力量,获得哪些外部支持,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等不仅直接影响到它们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会改变相互间力量的对比消长。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内外互动中产生并成功地将外部条件转化为自身发展动力的一支政治力量。其百年历程验证了:保持和发挥主体性是实现内外互动良性转化的关键因素,只有通过保持主体性、发挥能动性,实现自主性,才能将外部条件创造性地转化为自身发展壮大的有力支撑。主体性指的是行动者对自我使命的认识和坚守;能动性指的是行动者根据内外条件的主动调整;自主性指的是行动者相对于内外部约束进行的独立决策和行动。

本文将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为主要材料,以主要领导人在内外互动中的判断和选择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根据自身地位、外部世界、国内条件的三重变化,如何自我定位,自我选择,自我调整。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分析内外互动关系作为国家发展基本条件在近代中国的凸显及其基本特征;第二、三、四部分沿着党发展的百年历程,分别讨论了其在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三个时期对内外互动关系的判断和进行的战略性选择调整。最后一部分是总结并讨论内外互动的新变化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可能影响。

一、内外互动关系的近代凸显及其基本特征

内外互动关系的凸显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性现象,外强内弱的互动也是众多非西方国家面临的新挑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象地描写的那样,地理大发现后,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方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在全球各地奔走的政治支撑,是后者给非西方社会创造出抵达那个“世界”的制度路径和未来前景。面对船坚炮利、科技发达、运转高效的西方带来的强烈冲击,非西方社会普遍经历了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的多重深刻反思,长期处于更新本土资源还是服从外部安排的挣扎和纠缠之中,或者因为内部秩序崩溃沦为物质精神制度的长期依附状态,或者依靠主体性的觉醒奋力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特点的发展新路。

中国作为一个自我维系、自我更新上千年的庞大国家也难逃内外关系改变带来的冲击。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环伺、接踵侵入、内政不张、秩序动荡,内外互动造成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就国家政治而言,一方面,“一统垂裳治天下”的以我为中心的地位被与“列国并立”进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所替代;另一方面,在各类事务上,陷入“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连锁效应之中。内忧与外患同生共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危机联动,聚合而成全面危机。社会政治精英推动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迭次而出,希望通过富国强兵,立宪改制、文化改造应对“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的挑战。对西方的态度“由直观而生羡慕,由羡慕而生比较,由比较而生追求,而后才有改革的思潮和实践。”随着各种尝试和努力的接连失败,忧虑本国本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前景的危机意识弥漫在社会各个层面,保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最迫切的要求。近代中国陷入了陈旭簏先生所说的“变形的历史逻辑”之中,社会变革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运动,而是外部压力催逼的结果。内外互动关系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基调,影响乃至塑造着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式。

近代以来形成的外强内弱互动关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之中,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上升到与国家—社会关系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家身份出现了彻底的反转,从居于天下中心的天朝上国转变为主权缺失、国力孱弱的半殖民地,从文明古国转变为优胜劣汰中的落后大国,政治权力合法性无法进行自我论证,自我维护。外部力量,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承认和支持起到了赋予各种政治力量合法性的重要作用。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实力提升,寻求外部支持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普遍选择,国内政治格局深受外部力量的影响,而且是多国影响,国内政治在政权频繁更替的同时也呈现出“多国化”干预介入的特征。国家的外部自主性显得稀缺而珍贵。

其次,在内外互动中,“外强”集中体现为从价值理念、物质资源和制度模式三个方面填补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虚空,导致了国家目标的“外倾”,国家发展在精神、物质和制度选择上严重对外依赖。内外互动具体化为对哪个国家的亲近依赖,对哪种制度模式的选择采纳,对哪个阵营的认同加入,中国成为外部力量角逐竞争的场所,外部秩序变化的投影。内外秩序紧密关联在一起,外部秩序的调整和重塑推动了中国内部秩序的改造。外部世界的分化和变动加剧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价值分化、政治力量的对抗以及对外关系的阵营选择。

再次,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中国社会政治的主要关系从原来的官—民关系变为官—民—夷关系,内外互动在国内社会政治更微观层次展开,加剧了内部关系格局的复杂化、不平衡化。哪些区域、哪些部门、哪些群体更接近外部世界,就越有可能发生更深刻的改变,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沿海—内地关系以及各阶层间关系的调整深受外部变化的影响,加速分化。对于国内政治力量来说,不仅要处理深受外部变化影响的内部关系,而且要表明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应对内部关系调整产生的外部影响。

内外互动关系是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的:国家层次、社会层次以及政治力量层次。国家层次的互动表现为外交关系;社会层次的互动表现为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与联系;政治力量层次表现为各政治力量对内外互动关系的判断和交往策略的选择。这三个层次既是结构性的,也是能动性的。所谓结构性,就是它们都有赖以形成的制度安排;所谓能动性,就是每个层次都有具体的行为者参与内外互动关系的展开和塑造。而政治力量在诸多行为者中的能动性最强,对其他行为者以及结构的塑造力更突出,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虽然政治力量受到国家、社会的规范和制约,但通过发挥自主性,对内外互动关系的本质、走向进行判断,对自身在内外互动中的定位、参与内外互动的重点和方式做出选择,从而将内外互动关系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有利条件,赢得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的优势,进而影响乃至改变前两个层次的内外互动状态。在政治力量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就会将三个层次的互动整合在一起,同时也会由于政治力量的战略判断和优先排序,引发三个层次互动的紧张关系。

因此,在内外互动关系中,能否保持主体性、发挥能动性和自主性,进行合理判断,采取有效选择,既是近代以来千年未有之变局向每一种政治力量提出的时代课题,也是衡量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否识别和把握内外互动产生的机遇,将其转化成自身发展条件的重要标准。

下面,本文将围绕中国共产党这支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具有高度能动性的政治力量在不同时期如何识别和掌握内外互动关系展开论述。

二、革命与以政党为主体的内外互动

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力量出现重大分化的背景下成立的。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列强环伺,“诸国构煽”的局面随着苏联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脆弱环节,在具有东方色彩的不发达国家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通过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支持不发达国家的革命,以实现马克思理论所设想的世界革命、人类解放目标。苏联不仅要赢得这些国家或民族的道义认同,而且会给后者中的一些政治力量以资金、理论和方法的支持,以扩大阵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尤其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正当诉求的无视,既暴露了西方国家相互间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也破灭了一些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的幻想,使他们更加清醒地思考西方制度、西方文化的内在缺陷以及中国的道路选择。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中,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内部分化的外部世界,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苏联的兴起,他们洞察到一个不同的现代化路径选择。

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高调回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批评时所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自从中国人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不仅体现了近代中国思想界中一部分人从“欧风美雨”中的觉醒,而且通过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找到了连接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互动的组织化形式。

这种组织化加入,使得党不仅从共产国际和苏联那里得到了发展所需的资金、物质等支持,而且获得理念、模式、策略等方面的指导,迅速发展成不同于国内其他政党的高度组织化紧密化的新型政党。然而,这些来自外部的支持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解决了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物质短缺、人员培训等紧迫问题,帮助党在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下生存下来。另一方面来自外部“遥控指挥”或者“直接指挥”做的组织安排、形势判断、战略部署以及策略指示也容易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制约和干扰党的客观判断和自主选择,限制其主体性确立和发挥,并在领导层内部形成了过度依赖共产国际指示的力量,引发路线斗争,破坏内部团结,甚至因为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做出战略误判,陷党于生死存亡的边缘。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5年长征完成,残酷的事实证明:只有将外部的物质支持与组织、模式指导合理地区分开来,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进行战略判断和策略选择,才能确保生存,实现发展。

1960年周恩来在党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专门谈了共产国际与党的关系。他将这种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共产国际的初期(1919年3月~1927年7月)。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有益得多,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共产国际的中期(1927年7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共产国际的后期(1925年-1943年)。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与初期相比干涉的少,比中期更少。

实际上,在与共产国际的密切互动中,中国共产党也在探索着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尤其是在双方互动的中期,经过惨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和发展的出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期间,开始系统思考党如何利用外国势力干预中国造成的军阀分裂而产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在他看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事。外国势力的干预加剧了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战争,才有了红色政权生存的可能,只要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继续分裂和战争,革命形势也会继续向前发展。因此,要在远离政权中心、远离外国势力范围(城市、沿海)、敌人力量薄弱且责任模糊的地区——边界进行武装割据,作为“边界党”,要充分利用广阔的山地空间,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产生的空隙发展自己,根据敌我实力对比、变动,自主决策,集中力量打击对方。这样才能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日本的全面入侵,使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上升为首要矛盾,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优先于世界革命。在经历了艰苦的长征之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在自主决策上有了组织保障,更加自信自如。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的召开,被认为是党成熟起来,创造性进行工作的标志。在这次会议上,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确定为“最中心的任务”,要发动、团聚与组织“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党抓住了内外互动的核心内容,明确了全民族先锋队的身份,并且通过“西安事变”彰显了其民族性,从而进入了国内政治的舞台中央,在国内政治中掌握了主动权,提升了话语权。

抗日战争期间,党在延安开始全面思考内外互动关系,并将其运用到13年在延安的建政实践中。据统计,《毛泽东选集》1~4卷中收入的159篇文章中有112篇是在延安时期写成的,占总数的70%以上。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于辩证法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而内外互动关系的本质就是内外因的转化问题。从相关文章中,可以梳理出党对内外互动关系的主要判断:

首先,“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和平不能分割,这是“现在政治的特点”,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反抗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的正义一方。要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充分利用三个条件: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在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其次,中国要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尤其是其他国家人民和苏联的支持。争取苏联的支持不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靠近中国。也要争取英美国家的援助,要推动他们转变思想,认识到援助中国,也是援助他们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党要掌握领导权,保持独立自主,不断壮大自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遏制顽固势力,又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确保统一战线的稳固。

密切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尤其是国际战场与国内战场的互动关系。毛泽东在1940年6月下旬根据截止至1940年6月16日的大量资料,撰写《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一文,分析了世界范围内掀起反苏高潮引发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高潮,指出,国民党搞的“摩擦”直接与国际反苏高潮相关。他说,“摩擦从何而来”呢?许多人不明白从张伯伦到何绍南这样一条垂直的线索。据《毛泽东年谱》所示,毛泽东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1月,为联结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情况,大量抄录中央社和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等一些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西班牙、苏联、德国、英国、南斯拉夫、葡萄牙、罗马尼亚、土耳其、芬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日本。

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局势变化,尤其是1940年后美国参与东方战场的举动,党不断调整对英美国家的态度,更加主动地筹划与西方社会有针对性交往,以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毛泽东提出“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指示着手加强与美国的外交联络。1940年8月2日,党中央致电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要求他们在宣传工作中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对华政策后反对与英美的外交。12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要求对前来接洽采访的英美记者,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以便通过他们形成党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陆续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邀请英美记者访问延安、报道党和党领导人,有组织地将毛泽东著作翻译成英文出版、新华社开设英文广播、动员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在英美国家募捐等多种措施。通过这些活动,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解放区形象,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形象,完全不同于蒋介石的毛泽东形象,让一些西方人在延安和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新希望。

与美国的联系和交往,也推动了党“外交”工作的开展,这是与国际统一战线立场、原则、性质和内容不同的内外互动方式。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一共18人分两批到达延安考察,毛泽东宴请接待,亲自大篇幅地修改了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将美军观察员称为“战友们”,称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为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1944年8月1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接待美军观察组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不仅是“正确的民族立场”,“也就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新人典型。”在这个文件中,办好“外交”与重塑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心态、国民形象联系在一起。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其中第十部分是“外交问题”,提出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保持世界和平。特别提出,中国欢迎外国政府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国要追求的是真正的而不是给予的平等地位,因此,要努力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分析了党可能遇到的十七条困难,其中有两条涉及内外互动关系,分别是“第一条,外国大骂”“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针对这些困难,毛泽东提出要学会吃亏、学会自力更生。独立、平等、自力更生、增进国家和人民间的物质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等理念,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原则。1947年5月1日,党成立了中央外事组,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对外交往工作。

三、新中国成立与政党—国家双主体的内外互动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以美苏两国为首的冷战就开启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必然加速国内格局的改变。中国共产党携抗战中积蓄的组织、军事、空间等力量以及国内国际上的道义优势,迅速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赢得胜势,迫使美国在国共两个政权之间进行明确选择。显然,冷战格局的形成,必然会使党明确选边站队。与美国对抗的明显化,也意味着与苏联集团的交往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内外互动的主要内容。只不过内外互动的主体从政党扩展到国家政权层面,互动的内容除了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革命之外,还增加了国家建设的新内容。外强内弱的格局在精神观念上首先被打破。

政党与国家,革命与建设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内外互动的复式内容。在革命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天然地在理念、组织以及运行上具有生存优先、区分敌我、集中优势、重视运动、灵活变通等特点。而国家的现代化则需要共同发展、综合协调,实现各项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因此,革命与建设必然产生紧张关系,政党的内在组织优势,也会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因素。当国际环境的对抗性明显而激烈的时候,政党的逻辑就会压倒国家建设的逻辑。

为避免美国卷入即将全面爆发的中国内战,中国共产党试图将美国在华代表的行为与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区别开来。1945年7月,毛泽东在给新华社写的评论中说,将造成中国内战危机的美国政策称为“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提醒说,这种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与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

针对党内面对美国强大力量产生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判断(1946年),分析了只有坚决斗争才能争取对方的妥协,只有团结人民群众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要克服精神上的害怕,“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

随着美苏对抗的明确化,中国更加主动地向苏联靠拢,与美国拉开距离。1946年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和国民党统治区情况报告后说,战后的世界变为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因此中国的斗争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世界在进步,苏联在高涨,美国在面临危机。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次年11月,他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上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文章,歌颂“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批判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阵营中去。

在1949年纪念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文章中,毛泽东将中国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倒向苏联解释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为什么先生老师侵略学生呢?”;另一方面,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找到了“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从苏联那里找到“平等待我的民族”。“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成为中国人民取得的“主要和基本的经验”之一。因此,只有向苏联、向社会主义的“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在“一边倒”原则的指导下,随着全国解放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急切地希望向苏联全面学习建设国家的经验。毛泽东从1947年就开始筹划访问苏联,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成行。但1949年1月,斯大林派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了西柏坡。根据沈志华对解密的苏联档案的研究,在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会谈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尤其是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治理大城市、管理外国企业、应对通货膨胀的控制、进行行业垄断等问题,中方非常希望得到苏联方面的帮助。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刘少奇还提到了希望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帮助的具体形式:提供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经验;提供相应的文献资料,派出经济顾问和技术人员;提供资金等。显然,党迫切希望从苏联那里获得治理一个大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经验。

在“一边倒”原则的指导下,新中国的外交开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方面收回近代以来丧失的、对国家主权影响最大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管制西方国家在华的各种活动,处理各类资产,彻底清理国民党时期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首要对象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月(1949年10月)就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朝鲜、蒙古等国建交。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对抗关系明确化,深度嵌入到冷战格局之中。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第一个治国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贯彻了上述三个原则精神。纲领规定:“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第十一条),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在冷战时代,如何在外部不确定性长期存在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新国家,平衡内外关系、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找到一条适应国情和世情的发展道路,对革命经验丰富但治理国家经验缺乏的党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牛军曾评论:“冷战早晚会全球化,中国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同国际冷战的进程纠结在一起,未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必定要面对‘冷战’这个战后世界的基本格局,在同冷战的互动中发生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新中国外交’就是革命和建国相互重叠时期的外交。”

尽管党明确提出,在国家建设中要“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大国快速启动现代化建设,必然要从向更为熟悉、更为亲近的苏联学习,乃至模仿开始。由此,“一边倒”原则也贯彻到国内建设的道路选择上,开启了充满感情地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运动。1953年2月,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说,我们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经验不够,“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他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

向苏联学习涉及国家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以及各个群体,1953年一直持续到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在此期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并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整个国家各项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面貌。通过向苏联全面学习,支撑这个超大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的理念原则、制度结构、运行机制、管理方法以及人才队伍基本成形,“苏联模式”也在中国落地扎根。

当中国的国家建设进入正轨,党的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的时候,中国“一边倒”的对象——苏联却在发生重大变化,内外互动的内容也随之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逆转。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三和”判断(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当年,“波匈事件”爆发,苏东集团其他各国与苏联的矛盾公开化,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和地位受到严重削弱。这些变化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和影响。中苏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论战,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开始增加;另一方面,苏联的问题也推动党对“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反思,坚定了探索自身道路的自信,加快了实现现代化赶超的步伐。然而,党对国内外敌我矛盾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反而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一些事件的发生,将阶级斗争极端化和泛化,阶级斗争压倒了经济建设,继续革命的逻辑压倒了国家建设的逻辑,反思“斯大林模式”转变为更有力地维护“斯大林模式”。“在国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一种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代社会主义改革潮流、比‘斯大林模式’更‘左’的模式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尽管如此,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在领导这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经验,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理念或主张。就内外互动关系的认识而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国和外国关系”的论述,以及他对“三个世界”的分析,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一直主导着党后来对内外互动的认识。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经过两个月的密集调研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带有强烈的“以苏为鉴”的色彩。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少走一些弯路,过去是这样,如今更要这样。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就要调动党内外和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毛泽东谈的十个关系中,第十个就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以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关系发展的历史为背景,辩证论述了:每个民族有长处,也有短处,因此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也如此。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还透彻分析了中国人在对外上的优缺点,优点和缺点是一体两面,相互转化的。缺点有二:一个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腰直不起来,民族自信不足;另一个是“我们的革命是后进”,要仰望苏联。二者归纳起来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起点低,但毛泽东自豪地说,“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毛泽东对内外互动关系的分析,既是对近代以来中西关系讨论的延续,也是对其突破,即将后发劣势转为后发优势,而转化的核心机制是“革命”和区分“敌我”,革命是为了动员国内积极因素,区分敌我是为了利用国外积极因素,因此处理对外关系就又回到了“统一战线”思路,“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内外互动关系的分析,成为改革开放后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依据。延续毛泽东的思路论述,邓小平确定了先从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利用国外资金技术人手的对外开放路径。他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这个认识后来进一步具体化为“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以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判断和政策。

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分析是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潮中,从“中间地带”判断发展而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判断既突破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以夷制夷”认识,也摆脱了简单地从阶级关系划分世界力量格局的做法,发展了“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依据这个判断,中国打破了冷战形成的两极对立格局对中国国际定位和行为的结构性约束,找到了实现战略生存和发展的第三条路径,即在美苏之间的众多国家中拓展战略空间。

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就提出了处于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之间的“极其辽阔的地带”判断,认为这个地带的存在避免了美国立刻进攻苏联。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中国外交关系的展开,党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从国家间关系,而非政党间的关系来思考外交问题。“中间地带”认识的发展就说明了党在继续坚持以意识形态和制度来划分国际力量的同时,也在考虑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国家间共同利益达成的其他路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认识是1953年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存五项原则以及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的地缘政治分析基础,“中间地带”的存在也是这些原则能够实践的前提。

毫无疑问,“中间地带”就是新中国以及党在冷战格局下的发展空间和缓冲地带,避免了战争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直接爆发。毛泽东在会见包括英国工党代表团在内的外国客人时谈到,美国的目的不是进攻苏联和中国,而是占领“中间地段”。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对于“中间地带”的分析更为具体,不仅指出了组成“中间地带”国家的多样性,分析了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细分出了分别由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组成的“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他认为二者的共同点是都反对美帝国主义。

新独立的国家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不断提升影响力,使冷战形成的清晰明确的两极对立格局呈现出多极化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多个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目标诉求不同的地区性、洲际性和国际性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1960年)、不结盟运动(1961年)、非洲国家统一组织(1963年)、七十七国集团(1964年)、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1964年)、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1969年)。这些国际组织也成为主要大国争夺的战略对象。

然而,“第三世界”概念不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法国人的发明,并且成为戴高乐执政时期对包括前法属殖民地国家在内众多亚非拉国家的统称。1964年,法国发布了“让内委员会报告”,提出要通过援助的方式,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保持合作关系,以对抗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扩张。1973年9月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尔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正式使用了“第三世界”这个概念,从而使“第三世界”成了独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我承认的统一身份。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将对外援助的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随着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陆续建交,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援助显著增加。有统计显示,在1960-1965年的40次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中,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援助有14次,占35%。这体现了中国把第三世界放在其对外关系“基本立足点”或“出发点”的位置。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对第三世界做了中国式的表述:“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中阐述了这个划分。

正是由于毛泽东准确分析并及时握住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拓展并深化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建交国数量不断增加,造成了外交关系上的“一大片”局面。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中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这也直接推动了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恢复外交关系或提升外交关系,形成了外交上的“一条线”。这种外交局面的改变既得益于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革命声望和中国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也得益这些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对苏联认识和态度的改变。

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建交国达到了120个,为对外开放的快速全面展开创造了条件。在与发达国家关系改善的背景下,技术方面的对外开放已经展开,1973年启动了被称为“四三方案”的大规模设备引进、经济交流活动。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引进工程,也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方案。这些举措蕴含着对外开放的理念,被视为对外开放战略的先声。曾经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陈锦华评价说,这个工作“使我们较早地从苏联、东欧国家转向西方发达国家,转向积极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四、改革开放与多重主体的内外互动

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代表着执政党和整个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革命逻辑让位于国家建设逻辑,从此,围绕经济发展、以重塑政社关系、政企关系、党政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关系为内容的各项改革陆续展开,替代了以打破关系为主题的阶级斗争。内外互动关系围绕国家建设这条主线展开,增加了社会这个内部更为多样的主体群,外强内弱的格局进一步被打破。随着国家放松管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不断壮大并分化,出现了政党、国家以及社会多主体复合式参与的内外互动格局。

比较而言,开放是先于改革启动的,从1976年开始中国的对外交往活动大幅度增加,西方发达国家和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主要的交往对象。根据黄一兵对1976年7月1日~1980年6月30《人民日报》关于国家派团出访报道的统计,在出访目的地国上,除了继续保持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往来外,出访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57%,排在第一位,出访正在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41%,位居第二位。在发达国家中,排在前五位的是西德、英、美、日、法,排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首位是南斯拉夫。邓小平在1978年1月到1979年2月,出访了7次,访问了8个国家,迎来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出访高峰。

对外开放之所以能够快速取得成效,除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最高决策层的高度共识和果敢高效决策外,还在于内外部的客观条件变化以及决策者对这些条件的把握和转化。就外部而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加之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迅速回暖。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使得资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地点,拥有潜力巨大的市场和高质量劳动力的中国,成为全球劳动分工转移的新目标地。决策者清晰地认识到并把握住了这些国际形势的变化;就内部而言,尽管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国依然有以荣毅仁等为代表的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有广泛海外联系的“原工商业者”,以及大量家乡情结浓烈、具有资本和管理经验的海外侨胞。他们不仅成为了对外开放初期最为活跃的主体,而且也使有着丰富华侨资源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陆续设立,为国际资本的转移提供了落脚点,中国与世界通过点的对接、线的联系、面的拓展,逐步发展为全面的交流互动。

改革开放,延续的是近代以来中国通过开放自己,融入世界来实现自我变革自我发展的使命。但与近代不同的是,这次改革开放是在一个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强大执政党主导下的主动式全面开放,执政党始终牢牢把握住改革开放的主动权,将其视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努力使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能够按照其设定的框架、设计的路径、把握的节奏推进。这也是中国的改革与苏东国家的改革出现路径分途和结果分异的根本原因。因此,尽管中国声称自己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但在本质上,却是有着明确价值理性和革命底蕴的改革。而执政党对改革开放进程的塑造、规定以及干预,必然会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快速发展分化的社会经济力量的期待和诉求产生紧张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如何整合社会、定位国家、变革自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新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必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改革开放本质是社会经济诸领域引入新的力量和机制,进行快速变革的过程,因此维护稳定始终与之伴生同步。党的辩证治国思想中增加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内容,并不断具体丰富: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以及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等。这种认识的发展体现了党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能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因为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剧烈变化,更加需要执政党发挥主体能动性,利用国家权力和国家制度建设,加强与社会、市场这些新兴领域的制度性互动,并将互动延展到国际层面,以构建出新条件下主体多样、层次丰富、相互增强的互动关系。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和平和发展将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判断。基于此,党积极改善与兄弟党以及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确立了“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的重要原则。1982年9月,党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不再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作为发展政党关系的前提,同时扩充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表述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1992年10月,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我们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至此,党在党际交往中,不再区分“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而平等地表述为“各国政党”。中国主动扩大开放的范围,“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由此,在国际交往中,国家间关系超越政党间关系占据了首位,为国际关系的理性化提供了前提。

为了让国际社会更信任和支持中国的对外开放,1979年全国人大高效率地制订并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初步满足了外国投资者对于法律支持的要求。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并开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1982年对外开放政策写入新制订的宪法中。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

针对改革开放战略引发的各种质疑和猜想,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提出要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目标、领导方式,并为日益活跃的社会经济主体划出了行为的边界和底线,也表明了党作为执政党的革命底色。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1982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1987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表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此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写入党章,称为“立国之本”。

每当遭遇内外部重大顿挫,党都会宣誓坚定地执行1978年以来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1992年,邓小平在南行讲话时,明确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胡锦涛在2008年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将改革开放界定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讲话中,对改革开放做了更全面的定位:“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益紧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革命国家”的身份逐步淡化,主动参与和遵循规则的意识更为清晰。研究发现,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三个世界的战略,政府文件中也对该词的使用频率大大减少。“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政治性更强的身份认知开始淡化,中国开始突出“发展中国家”这个经济性更强的身份。1992年十四大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姿态进一步明确,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但要有所作为,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中国的外交宗旨确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多样性。2007年十七大明确中国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还提出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由此,中国更加深入全面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

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系统表述中国在国际事务扮演的不同角色、承担的主要责任。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应对风险,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会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支持联合国体系下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行。2017年,十九大报告将十八大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观念层面提升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层面,强调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机制创新。在随后的党章修订和宪法修正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写入党章和宪法,以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

在国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增多,稳定逐渐进入决策者的考虑议程上,并赋予与改革、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国家出现巨大变化后,邓小平在多种场合都强调,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实现中国的稳定,不仅是对中国自己负责,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随着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的出现,各类风险的复杂化,安全也被提了出来,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后成为与稳定、改革并列的国家发展目标。

实现稳定要依靠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点,“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能否实现社会稳定也是衡量制度建设水平的标准。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由此,制度化、法治化成为国家建设的目标。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并于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08年颁布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十九大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了明确规划。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差距开始拉大,社会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与公平正义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在社会政治发展议程上社会建设的优先地位逐步明确。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公平正义列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和基本特征,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7年,十七大首次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建设格局中。“和谐”成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并写入宪法。

针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参与诉求的增长,从新世纪开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得以强调并有了更丰富的制度支持。党十六大报告强调,“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2011年,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形式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被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民主政治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十八大后党赋予协商民主优先发展的位次,从制度上凝聚社会共识,画好“同心圆”。在习近平看来,一方面“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协商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015年,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将协商民主确立为中国民主政治特有形式。提出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同时,逐步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波澜壮阔,内外互动更为丰富复杂,但总体上为中国的发展争取到了长期稳定的内外部环境,有效整合了国内外积极因素,支撑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个发展过程既超出了许多国人对于生活的期盼,也使国际社会上关于中国的“崩溃论”“转型论”预测不断延迟、破产。中国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也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着国内制度建设,并且不断通过令人震撼的物质成就证明着这条制度道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强化着对自我选择的信心。

五、总结和讨论

内外关系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面临的基本关系,也是党实现生存和发展必须把握好处理好的基本条件,既是结构性约束条件,也是实现突破和变革的前提。在百年历程中,内外关系虽然经历过断裂、顿挫和扭曲,但是始终能连续起来,回归常态,形成互动,从而使中国与世界没有相互封闭、相互排斥,反而不断对接、共生、交融、互构,从结构性约束转变为发展的支撑。因此,中国在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又迎来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

在内外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成立之初党员不过半百的小党发展为一个今日党员过9000万的大党,从一个割据执政探索治国理政经验的革命党发展为一个掌舵中国70余年顺利通过多次“赶考”的执政党,从一个以外国为师求索中国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追随者发展成一个具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现代化引领者,整个中国的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也随之发生着深刻变化。

在内外互动中,虽然参与主体的类型、数量、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互动发生的层次、场景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其中最有能动性的主体,不仅在革命时期,利用内外互动提供的资源和机会发展壮大了自己,而且在取得政权后,利用内外互动提供的条件,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并通过国家权力,规范、塑造着多元社会主体的行为和选择,从而确保了在与外部世界全面接触过程中,保持了内部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在这个意义上,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全面逆转了近代以来外强内弱的内外关系,使当下的内外关系更趋均衡。

之所以能保持主体性,根本原因在于党能够始终保持主体的独立性。这是经过丧失独立性遭受惨重代价获得的,并且与近代以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紧紧联系在一起。由此,外部压力越大,内部追求独立自主的冲动越强烈。邓小平1990年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在谈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时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之所以能发挥能动性,则由于党在革命和战争中形成的自我革命的组织品格。在外部环境恶劣、发展资源短缺、敌我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党必须审时度势,通过自我调整、自我变革,集中力量,才能把握内外互动中出现的转瞬即逝的机会,突破薄弱环节,求得生存和发展。由此也形成了深刻的危机意识和把握时机的意识。利用国外势力间的矛盾、国内军阀间的对抗,寻找生存和壮大的空间;利用冷战两极对抗留出的中间地带,集中力量发展自己;抓住西方经济滞胀带来的全球劳动分工转移加速对外开放进程;以及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力量格局调整争夺制度性话语权,都体现了党把握时势的能力。然而,这种组织品格的革命性发挥,是有限度的。如果不顾客观条件和发展阶段放大革命的范围,强化革命的手段,则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和灾难。

在内外互动中,能动性的发挥体现为党对内对外的双重自主性。就对外而言,就是在获得必要的外部支持的同时,能够保持与外部脱钩的勇气、能力和智慧,不使自己成为外部力量的附庸。党在处理与共产国际、苏联、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的过程中,展现了这种保持独立自主的努力;就对内而言,就是能够尽可能多地团结国内力量,整合不同利益,形成更大的共识和更有效的行动,不使自己被某种力量俘获。党对先锋队性质的坚持,对政党代表性的拓展、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导,以及对统一战线、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等制度的建构、持续深入的反腐败斗争,都显示出其面对日益多元社会所做的自身调整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努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内外部的变化交织叠加,正处于现代化后半程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稍纵即逝的机遇。党自我革命的组织品格在内外部挑战中已经被激发出来,提出要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开展伟大斗争,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这种自我革命的组织品格、“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动性,将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在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同步推进中得到新的验证。(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4期

杨雪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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