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无论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都面临如何确保安全与发展、确保什么样的安全与发展的共同课题。2022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乌克兰危机爆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当今世界处在怎样的时代？在充分吸收马列主义时代观的基础上，我们党对于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有了更深邃的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新安全观，为各国在复杂动荡的世界中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时代观 发展和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乌克兰危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科学的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需要创新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时代观是指执政党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也是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处在怎样的时代？这不仅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战略判断问题，涉及如何从时代特征的角度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在复杂动荡的世界中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和人道主义危机，北约、欧安会等战后欧洲安全模式并未给欧洲带来可持续安全。如何防止战事扩大升级，避免核战争或新的世界大战，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急迫问题。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把各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呼吁各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正能量，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明确了努力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认知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思考和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大时代观与不同时期的时代判断

马克思主义的大时代观，要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侧重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不同时代去把握，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中去解释。整个人类所经历的大时代，可以用不同的社会形态来划分，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并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两大提法。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对时代判断做出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我们是处在一个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因此，首先必须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实际材料，以便尽量确切地弄清楚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列宁关于时代认知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有效，但具体判断则需要根据百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新的解释。

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将列宁的时代观进一步概括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1930年斯大林提出“我们现在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2]。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引用了斯大林的时代观，他指出：“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受斯大林关于时代判断的影响，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

列宁、斯大林的时代观为中国增强信心，争取民族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曾起到重要的号召作用。然而，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全面否定斯大林，在社会上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加之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加紧对外扩张，苏联经济发展滞后，国际形象受损，最终走向解体。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大时代观，善于驾驭时代风云，把握不同历史阶段时代特点，做出正确的时代判断与符合实际的决策，引领社会主义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关于时代认知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关时代问题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的时代观沿袭了斯大林概括的列宁的时代观，学术界尚且没有关于时代观的学术研究与争鸣。1957年、1960年中国共产党先后积极参与起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又称《莫斯科声明》）。《莫斯科声明》作出了这样的时代判断：“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和资本主义总危机都进入新阶段。当今世界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这种过渡将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彼时中国更认同非和平的方式，并对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持乐观估计。1973年党的十大指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77年党的十一大报告强调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大好，是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

第二阶段，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拉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认知不断深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必须牢牢掌握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阶段，党的十八大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这个“新时代”，是指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同时，世界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风险挑战加剧的外部环境，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同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亚信峰会上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2015年中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纲要》，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确立起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并践行着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即全球发展的六个坚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即全球安全的六个坚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这一新时代的全球安全倡议，既包含着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一贯主张，也展现出新时代中国领导人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

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

在新时代，我们仍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密切关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重大国际事件、世界形势变化和我国面临的新课题等，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

关于时代特征。二战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竞争与合作”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各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表现等，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正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不同国家模式之间不仅有竞争，而且有共同利益与合作的可能。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是全球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实基础，也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2022年3月18日，在中美元首视频通话中，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中关系再次处于关键时刻，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美方愿同中方坦诚对话，加强合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有效管控好竞争和分歧，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我们不仅要引领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而且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作出努力。”2022年7月28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时再次指出：“当前，世界动荡和变革两种趋势持续演进，发展和安全两大赤字不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都期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发展繁荣。这是中美两个大国职责所在。”

关于时代主题。21世纪以来，无论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都面临如何确保安全与发展、确保什么样的安全与发展的共同课题。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正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2021年，国家安全学正式成为中国教育部认定的一级学科。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强调“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手抓经济，一手抓防疫，已成为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常态。中国不仅为全球抗疫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保持住了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势头。据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22年美欧日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2.5%、2.5%和1.7%，而中国则为4.3%。党的二十大报告与十九大报告字数基本相同，而在关键词中，“发展”出现239次，增加了7次；“安全”出现91次，增加了36次，突出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关注与当今时代特征、主题相关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甚至损害别国安全或发展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北约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在冷战后发动了多场局部地区战争并不断东扩，导致欧洲的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国际恐怖袭击、难民潮等多重安全危机困扰着欧洲。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并非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本质上看，这是一场美国在欧洲地缘争霸的代理人战争，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部矛盾与北约东扩对外战略模式所引发的地区安全矛盾叠加激化的结果，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传统地缘战略决策思想与特定军工资本利益驱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即使在和平状态下，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不断上升，并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伴随科技发展，这方面的问题会层出不穷。简言之，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都须考虑的国之要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推动局势降温、尽早实现停火止战和避免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努力。习近平主席与俄、法、德、美等国领导人通过视频通话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和主张：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任何情况下都要拿出政治勇气，为和平创造空间，为政治解决留有余地。要共同支持俄乌和谈，推动双方维护谈判势头，克服困难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

当今世界时代特征、主题的哲学视角

当前,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竞争与合作的时代特征没有改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不同国家模式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之间相互借鉴，协同合作也将不断加强。从哲学角度审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对于更好地认识当代世界、推动当代世界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意义重大。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的哲学基础

关于时代观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轨道而陷入对国际形势特点的描述，也不能拘泥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矛盾的解读，而要认清国家模式竞争的客观存在及其对时代进程的影响，即既要看到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又要看到多种国家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努力从时代发展变化的本质和成因角度重新认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主题，构建时代观的哲学基础。否则，就难以对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做出更加深刻和可信的理论说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笔者认为，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同时，有必要以系统观念作为新时代认识时代特征、主题和国家模式及国际战略的哲学基础。

那么，如何理解系统观念呢？从哲学角度看，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是“事物矛盾的法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的矛盾都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而系统观念的核心则是事物“系统结构的法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系统的结构都是“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这种矛盾法则与结构法则构成宇宙间物质、精神、有形、无形、空间、时间、实在、虚拟，以及虚实混合世界的基本规律。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没有明确提及“系统观念”，但并非没有相关论述，例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所形成的统一体。中国古代哲学中，也包含着朴素的辩证与系统思维，如道家、儒家、佛家都论述了“一即一切，一切归一”的物质与精神的结构法则。《易经》的太极图便是古人基于事物矛盾法则与结构法则创造的一种形象思维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3]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他们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法则为其提供了哲学基础。步入21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金融数字化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应用普及，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更加凸显，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于这些时代的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倡议；强调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提出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可以预见，未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世界各国“多元共存”的特征会更明显，事物“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结构法则与系统观念，作为新时代重要的哲学原理在指导人类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依然不容忽视。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难而上，化解矛盾。

国家模式竞争与合作是推动大时代社会形态演进的重要因素

根据系统的结构法则，大时代进程从时间维度也可“一分为多”，划分出若干历史的“小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这些“小时代”中都会出现不同的发展阶段。诚如资本主义经历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战后重新恢复发展等不同阶段，社会主义也经历了兴衰起伏和初级阶段。在短期内，谁都不能取代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这些历史阶段的演变，与国家模式竞争关系密切。社会制度是社会形态，国家模式是国家形态，世界各国并非泾渭分明、整齐划一的两种社会形态，而是客观存在的多种国家模式，或者说多种国家形态。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了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范围内多种国家形态的时代特征，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附属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国家不仅是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罗网包围着”。[4]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霸权……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5]

在冷战时期，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多种国家模式竞争激烈。虽然冷战时期东西方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但两极对立的美苏皆采取了相似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模式——多国结盟并谋求扩张，这些战略联盟中既有盟主也有附属国。冷战后，苏联的国家模式在竞争中落败，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平衡被打破，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加入北约组织，北约一步步扩张为挑起、发动局部战争的全球最大军事集团和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随着北约东扩至与俄罗斯接壤的乌克兰，对俄构成“暴力多边主义”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发起反击，乌克兰危机爆发。战后70多年欧洲维持的和平状态被当前的乌克兰危机所打破，也再度印证了当年列宁的论述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道路的日益完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炮制出所谓“民主国家”与“集权国家”的对立，并不断扩张军事集团。2022年召开的北约扩大峰会表明其战略触角已经延伸到亚太，针对中国的意图相当明显。近几年，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美日澳印“四国机制”为基础，并与北约进行战略联手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正朝着美日欧政治军事大联盟的方向发展，并可能成为威胁东亚和平与安全的“暴力多边主义”的雏形，值得高度警惕。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的安全哲学

共同安全有利于降低相关国家的安全成本，避免过度谋求单方面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而损害别国安全，从而造成本国的安全困境或安全政策异化，导致难以享有持久的和平与安全。综合安全既考虑到安全威胁来源的多样性多元性，也强调应对安全威胁手段的系统性、预防性、综合性与协同性。合作安全既看到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有矛盾与竞争的一面，也看到各国基于共同安全利益通力协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可持续安全不仅强调捍卫持久和平，而且注重维护和平状态下国家、社会与个人安全状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总的来说，这一全球新安全观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及传统地缘战略争霸思维不同，是具有深厚哲理基础的国际安全价值链条与政策思想体系。它不仅是中国应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主张，也理应成为全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南。

注释

[1]《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

[2]《斯大林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0-121页。

[4]列宁著、中共中央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77页。

[5]列宁著、中共中央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2、109页。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刘江永：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