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社会调查收集特定社会议题的数据与资料，是了解社会实情的重要过程。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社会调查在中国“国族救亡”之际被引入，带来了理解社会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为记录社会变迁进程与制定社会改造方案提供了素材，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诞生与建立。在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收集了社会转型的大量数据与资料，成为推进定量研究方法与技术的重要基础。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社会生产与生活发生根本性变革，社会调查应继续坚持记录社会变迁的宗旨，针对新的社会议题，使用新的方法与技术，收集新形式的数据与资料，提炼概念建构理论，注重特殊性与普遍性，建立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参与到解释人类文明进程的知识积累之中。
关键词：社会调查 社会变迁 社会理论 自主知识体系
社会调查可以被定义为，针对选定的社会议题，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收集相应的社会过程与社会事件的数据与资料，以备之后更进一步的整理分析，为建构社会理论与制定社会政策提供经验材料支撑的学术活动。无论是近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起源与发展，还是当代的社会学学科的重建与繁荣，社会调查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与支点。事实上，社会调查之于中国社会学，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从一开始，社会调查就是一种社会思想，是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理解社会的根本性与基础性的哲学视角与价值观念。由此出发，社会调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切入点之一，也成为中国社会学壮大学科发展、促进知识积累的重要内容。
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快速的变迁进程之中，同时面临百年未有之国际社会大变局。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人们的职业工作与日常生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怎样准确地了解社会实情，怎样去理解社会变迁的进程，以及怎样去探索社会变迁的趋势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社会调查可以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观念基础、方法过程与技术工具。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历史关口，社会调查仍然应当是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在“国族救亡”中引入社会调查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严复开始引介并翻译社会进化与社会发展理论，意在中国掀起新一波社会思潮，探索另一条救亡之路。严复的一系列文章以及译著《群学肄言》的出版，通常被看作是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端(阎明，2010：3—8)。事实上，在社会学学科起始，社会调查就成为了贯穿学科发展的主线。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屈辱失败使得近代中国精英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体认到变革的紧迫。在这一任务的背后则是各种变法思路的选择。一是从理论上演绎推导出一个“理想的社会”，然后将此作为社会改造的目标，达到救亡的目的。在这个思路下，有一派精英坚持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统依然有着道义上的合理性，其强大的活力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的发展。二是从感性经验中总结出社会发展的问题与困境何在。特别是通过中外对比找出差异，寻求可资借鉴的别国经验，先学习模仿、再消化提升。“洋务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企图经由军事武器装备与工业生产技术的引进与学习，自强图新，达到外御强敌，内谋发展的目的。显然，这些思路的目的都在于重振国力，重塑天朝大国的国际地位。
然而，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得这些变法的成果灰飞烟灭。当时的精英猛然发现，原来一直跟随中华文明的日本已然脱胎换骨，成为了世界列强之一；而中国却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国族救亡”成为整个国家最为紧迫的现实任务。因此，有识之士转向研究学习日本维新发展的经验，这也是当时留日学生与翻译日本学术著作猛增的原因。他们逐渐接受起源于欧洲的社会进化思想，并认识到：船坚炮利仅是外国豪强领先中国的外在表现，而真正需要变革图强的是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与文化以及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正如严复所言，要使得中国富强，需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1986)。
因此，要做到彻底的社会改造，仅依靠思路上的改变与政策上的转向，颁布与实施几项变法方案，是不可能得到有效结果的。社会改造与社会建设，都是无比艰巨复杂的任务，其中第一步毫无疑问就是要深入厘清中国社会的基本实情，了解中国国民的基本素质与道德规范，并由此制定合适的、有针对性的救国方案。
就在同一时期，一些外来的社会改良者，同样注意到了中国国民的羸弱与生活的艰辛。这些年轻的传教士接受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出于人道主义与社会改良的宗旨，他们希冀为平民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为达此目的，他们需要了解平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在1914年，步济时(John S. Burgess)组织北平的青年学生，使用现代社会研究的方法，开展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北平人力车夫调查，旨在了解车夫的日常疾苦，提供社会帮助，改善车夫的生活状况。包括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与许地山在内的青年学生们，在此基础上创设了《新社会》刊物，重点报道发布通过社会调查来呈现社会实情、以社会服务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改良思路与方案(阎明，2010：14—15)。
在寻求“国族救亡”的社会思潮中，在思想口号落到具体工作的过程中，社会调查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共识。国民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基础，就在于通过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疾苦与社会实情，通过社会研究分析厘清社会问题，寻找改造方案。
二、扭转如何理解社会的思想观念
作为一种了解社会状况的基本方式，社会调查之能够在近代为中国知识界迅速接受并采用，是由于当时如何理解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彻底转变。
传统中国社会的肌理，沉浸在由相对静止的时间与浓缩孤立的空间所构建的乡土社会之中。在密集充盈的社会交往之中生长出了稠密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差序格局的伦理规范(费孝通，1985)。人口规模不大的城市更多是由乡村社会在政治上扩展而出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运行的过程，都是在这些社会关系与伦理规范的限制和引导之下进行的。因此，在这种空间结构下，对于社会的理解更多是对于社会关系的分类与维系，是对于社会伦理规范的阐释与遵从。在这些社会关系与伦理规范之外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则往往被定义为失范与礼崩，需要规训与纠正。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社会的运行并不需要对于社会实情的精确了解，社会治理的过程主要是对于经典文本的精细解读与贯通教化(例如，三字经、论语以及诗书礼乐的批注与传授)；再辅以各种遵从或是违反伦理规范的个案列举(例如，忠臣孝子以及与之相对的叛臣逆子的人物评传)，用来指导与警醒人们的实际社会行为。
所以，社会实情等基础信息在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中并不是执政者关注的重心。对于社会的理解往往囿于社会关系与伦理规范，在个人经验与文本原则之间被模糊处理，或是在伦理规范的应然与社会事实的实然之间来回跳跃，根本无法形成系统性、精细化的对于社会实情的了解，也无从开展基于现代理性原则之上的分析与研究。而在现代工业生产文明的冲击之下，缺失这样的基础信息，则必定难以明确地发现与定义社会问题，也就无法采用现代理性方法来制定社会改造的方案。
这也是为什么陶孟和大声疾呼传统中国社会在理解社会方面弊端重重。思想观念的转变迫在眉睫、必不可少，社会调查必将成为了解社会的基本过程。在陶孟和看来，读遍中国史书，只有对于统治精英丰功伟绩的“天花乱坠”般吹捧，对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则基本不着文墨。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认知之中，只有纳入伦理秩序之中的民，没有自在生活的人；“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哑国民。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冤苦，一般生活的状态，……，绝少有记出来的”(陶孟和，2011a：195)。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实情无从反映出来，民情民意也无从表达出来。
因此，陶孟和抱着调查清楚中国社会实情的宏愿，志在记录描述平民百姓的生活过程。这是一种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的基本思想观念的转变，从精英文化转向平民视角，从宏大叙述转向日常生活。在当时的知识精英眼中，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社会实情、了解社会过程，才能够真正跳出“圣人意志”与“贤人治理”，从民情民意出发，研究得出行之有效的社会改良的策略与国民改造的方案。这样的思想转变既扭转了理解社会的思路，开启了中国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现代理性之路，也奠定了社会调查在社会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
三、社区研究：深入分析
社会过程的社会调查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在早期大都是较大规模地收集数字化测量社会事实的资料，旨在发现特定社会议题在更大范围的具体状况。这些社会调查的实施使用了一些新近的数据收集方法与工具，也运用了统计汇总分析的过程与技术，基本达到了描述社会实情的目的。与此相对的另一派社会调查，则是将观察社会状况的过程收拢在一个有限区域内的社区，但是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聚焦更具体、更细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挖掘出更详细、更全面的全社区范围的资料，旨在揭示社区内人们行为的起源与动机，能够解释发生在社区内的社会过程与社会事件。
社区是一个外来的学术概念。一般可以追溯到滕尼斯的“共同体”(community)，即以自然属性为基础(血缘、地缘等)，在天然本能与习惯信仰的社会连接中形成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的本质(抽象)形式。“共同体”与以个人意志为基础、在明确目的与利益达成中形成的“社会”相对应。最早的翻译使用了“区域社会”“地方社会”等，与“社会”(society)相区别。在黄兆临、费孝通等燕京大学学生的讨论中，逐渐形成“社区”这一术语，突出了其内涵中的地域化转变。在随后的研究中，吴文藻概括了“社区”的内涵：人民、所居住的地域以及生活的方式或文化。这跳出了滕尼斯与涂尔干的社会变迁中社会连接形态的比较视角，其学术上的意义体现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具象化，社区是有着地域与人员活动的社会实体；二是研究方法化，社区研究成为当时研究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肖林，2011)。
最早的社区研究融合了欧美区位社区与文化社区两大功能主义研究传统，吴文藻(2010)明确指出社区研究的重心就在于社区、文化、制度、功能组成的概念体系。在社区研究中，社会过程的各个部分相互关联，为了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需要分析理解相关联的其余。因此，在社区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收集整体的社区资料，通常需要通过长时间参与式的观察与访谈，记录社区中社会关系与社会事件的方方面面，完成上述概念体系中四个方面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正是因为社区研究深入挖掘分析社区内的各种社会关联过程，其研究的结果能够揭示各种社会关系的起源与发展进程，能够解释社会过程与社会事件产生的原因。
除此之外，社区研究天然带有描述记录社会变迁的特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研究对象上看，社区研究是一种个案研究，聚焦在某一特定的社区，并将研究过程限制在这一社区之内。在厘清社区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关联的过程中，收集的资料通常会追根溯源，挖掘各个部分之间社会关联的来龙去脉。这一丰富资料的过程，也是收集历史资料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将时间维度带入社区研究，揭示社区的社会变迁历程。其二，由于社区研究是对于社区整体状况的描述，涵盖了社区的方方面面，因此比较不同社区的个案研究就成为了可能。这样的比较分析过程，往往能够得出不同社区归属的不同类型、处于的不同阶段，并由此展现出一个横跨不同社区的社会变迁历程。如果比较费孝通(Fei，1939)抗战前的《江村经济》以及战时他与张之毅的《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2006)，可以清晰地得出不同的村庄发展步调与发展历程的差异。
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极力倡导开始，社区研究在抗战前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在战时的昆明，“魁阁工作站”又承继了这样的传统，得到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其中涌现出了费孝通、林耀华、史国衡、许娘光等杰出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
即使在今天，社区的概念仍然具有相当的理论弹性与包容性。如今，社区研究的传统也从乡村拓展到城市，开展关于居住小区与生活街区的社会生活与公共事务的研究。在起初的社区研究中，社区被赋予了乡村田园式的浪漫意味。如今，深入到城乡田野之中，沉浸于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投入感受时代的脉搏，细致体验社会变迁的步伐，社区研究依然具有饱满的学术活力，仍然是社会调查的重要传统。
四、社会调查之于社会学的学科发展
作为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内容，社会调查方法的出现与广泛使用，成为了推动近代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这不仅表现在社会调查转变了理解社会的哲学思想原则，进而催生了社会学学科的起源；还在于社会调查形成的研究成果，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舆论与政策咨询的影响力；同时也在于社会调查的实施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培训了社会学学科人才，获得了学科的话语权与学术地位。
第一，社会调查给出了详细明确的社会实情的数据与资料，这正是以往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与治理措施制定过程中所不重视的。这样的数据与资料给人们理解与认知社会状况带来的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能够清晰地展示社会问题之所在，相应的社会改造对策也顺理成章地浮现出来。例如，前述由步济时主持的最早的北平人力车夫调查，陶孟和在其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列明了细致的调查过程与详细的调查结果，发现302位人力车夫以年轻人为主、劳动时间长、收入低、职业年限短、没有其他劳动技能、业余娱乐单调以赌博听书酗酒为主等(陶孟和，2011b)。当时北平人力车夫完整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在数据的简明呈现描述中一目了然，也直接带来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以及后续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的跟进。截止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社会调查在中国如涓涓之水汇成巨流，从城市到农村各种社会调查到处开花，社会各界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数据与资料，也成就了一批经典的社会调查成果(阎明，2010：78—86)。
第二，社会调查为当时的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争取了学术话语，拓展了学科生态的发展环境，成为学科建设中最为强劲的增长点。社会调查呈现给大众与学术的是前所未有的数据与资料，这对于一个新兴的外来学科而言，另辟蹊径，用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数据与影响力的生活话题，支撑讨论说理的观点与论断。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调查在当时是另一种学术研究的路径，正是由其本身产出的数据与资料占据了学术讨论的议题，获取了公众与学术讨论的话语权。这对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事实上，社会调查的学科建设作用远远超出了社会学学科，而是延展至整个社会科学范畴。在步济时带领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青年学人社会调查中，前面提及的瞿秋白等青年学生，后来成为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学术精英。在20世纪20—30年代，社会调查的内容很快拓展到了人口、劳工、家庭生计、经济、城市发展、民族生活、农村发展以及社区发展等领域，成为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推手。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其前身支持了李景汉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工作，后来又涉猎清代经济史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培养了包括樊弘、巫宝三、千家驹等一代颇有成就的经济学家(阎明，2010：78)。
第三，社会调查创立了另一种知识生产的范式，将社会形态作为实然事实加以分析研究。以往的传统学术研究主要建立在文本的阅读批注与史料的收集考证，以及个人经历经验的感悟体验；社会调查则是将社会生活与社会过程当成客观存在的实体，通过观察与测量、用数字与文字构成的调查资料将其具体呈现，并进而带入到数据汇总计算与资料的横向比较中，能够得出更深入、更复杂的分析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社会调查旨在探索社会实情等实然问题。这样的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现代理性的发展与推广相一致，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开始学术知识生产与积累的起点。
第四，社会调查的实施与推广，介绍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方法与技术，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面对近代剧烈的社会变迁，不同的学者与活动家关注不同的社会议题。而不同的议题背后，对应着的是不同的社会干预与社会改造的方向与方案。这里面当然有立场与价值的差异。但是，首先了解社会实情，则是所有这些不同社会议题往下推进所必要的信息基础。因此，社会调查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过程。不同的议题设置带来不同的调查结果，但是其中的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则是跨越了不同议题的、共同的知识生产过程。当社会学着力强调社会调查并钻研调查方法与技术时，也必然成为引领社会科学研究与学术话语的重要学科领域。
第五，社会调查是社会学学科本土化的重要支撑点与必经过程。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与积累应当既能够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也能够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在解释人类文明变迁过程中贡献理论观点与经验材料。毫无疑问，社会调查在了解社会实情的同时，也在积累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素材，由此可以产生扎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框架。这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最重要内容。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的确产生了众多使用中国社会调查资料，解释中国社会变迁，同时贡献国际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杰出学术成果。最早的有甘博(Gamble，1921)的《北京的社会调查》与步济时(Burgess，1928)的《北京的行会》等，到后来有费孝通(Fei，1939)的《江村经济》、史国衡(Shi，1944)的《昆厂劳工》与陈达(Chen，1946)的《现代中国人口》等。
五、与改革开放同振共行的社会调查
伴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社会学也开始学科重建。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调查由“国族救亡”运动推动而生并得到快速发展，那么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调查与改革开放同振共行。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转型带来了人民工作与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录与解释社会变迁的进程也成为社会学学科最重要的任务与内容。社会调查的发展正逢其时，也到了大展宏图的时候。
学科重建后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收集数据的社会调查，就清晰地记录了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人们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的变化。1979年开启的北京与四川两地青年生育意愿调查的问卷设计与发放，持续了半年之久。从试调查开始，到最终调查报告成书出版，整个项目的实施差不多历时两年半(沈崇麟，2022)。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青年人的生育意愿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经济地位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个人生育意愿的降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生育子女的期望数更少，与之相应的是家庭结构也朝着新的小型化家庭发展(张子毅等，1982)。
尽管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以社区研究为起点并因此赢得国际声誉，但他作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身体力行地推动大规模收集数据的社会调查。当时，他不仅在家中组织讨论《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报告的撰写，更推动了随后在多个城市多个研究机构参与的五城市家庭调查，并邀请雷洁琼作为学术指导顾问进入调查组。在费孝通看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二战之后统计方法与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计算机的推广使用，使得社会调查的数据收集方法与整理分析方法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开启了西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另一番天地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一定要在社会调查领域尽快学习消化新的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能够自己采集调查数据，这是建立中国本土社会学的重要基础。因此，他告诫当时的年轻一代社会学学人，要组织实施自己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尽快掌握社会调查的方法与技术。为此，他特意吩咐身为自动化计算机专家、远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弟弟费奇参与到后期的计算机统计分析工作中，并传授计算机分析技术给社会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沈崇麟，2022)。
正是在这样的学科重建进程中，社会调查项目的实施与社会研究方法以及定量分析技术，才能够在重建初期聚焦了众多社会学学人的注意力，也成为更年轻一代社会学学人重点投入学习的领域。这两者相辅相成，推动了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首先，各种议题、层次、范围与规模的社会调查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收集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社会变迁图景的数据与资料；其次，这些社会调查的实施，也推动了整理分析这些数据的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的应用；再次，以这些调查数据为基础还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得到国际同行的充分肯定；从次，这些调查资料为一系列本土教材教案的编写提供了素材积累，也提升了学生对于中国社会实情的了解与理解；最后，以这些调查资料为基础的政策咨询报告，也在国家发展与建设过程中起到了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作用。
与此同时，传承社区研究的实地社会调查也成为与统计问卷调查携手并进的研究方式。在倡导城市家庭社会调查的同时，费孝通持续关注农村基层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开始了《江村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的后续研究，将研究的重心转到了“小城镇研究”，探讨在地工业化的发展前景。这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契合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发展的战略步骤，带动了一大批不同地点的实地社会调查的开展，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实践路径的系统性经验，最终形成“社区变迁”的拓展形式“区域经济发展”(费孝通，1995)。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就是社区研究传统的方法与范围的拓展；但承继了社区研究的本质内核，亦即实地参与式社会调查、深入挖掘区域内的各方面社会关联、收集整理详尽的社会过程与社会事件资料、尝试解释社会进程、记录区域社会变迁的历程、与其他相似个案的比较分析提升理论价值等。到现在，经过40多年的重建工作，社会调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众多学术机构设立了专门的常设社会调查机构，定期实施综合性与专题性的社会调查；社会调查人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新换代，新一代社会调查学者对于现代社会调查的前沿技术与流程更了解也跟得更紧；在社会调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也学习积累了社会调查的方法技术与设施工具。而众多国内社会调查机构定期开展大型调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等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都已经成为社会学学科内引领性的社会调查范本，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的数据资料支持与支撑。这一切表明，社会调查随着学科重建的步调稳步发展，记录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历程，也积极推动了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六、在数字社会中反思与展望社会调查
社会学学科的诞生与欧洲工业革命前后的社会剧变紧密相关，而中国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同样也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紧密相联。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社会调查收集普通百姓在时代变迁中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行动过程，发现社会问题，为学科建设与社会改造提供了数据材料的支撑，同时也记录了社会变迁的进程。
（一）记录数字社会的社会变迁
过去4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社会一直维持长期稳定。如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国际贸易增长出现波动，全球产业体系产生裂痕，世界各国经济向下的趋势日益明显，世纪大疫的冲击影响巨大，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格局面临重组。众多国家重新思考自由贸易与平等和解的价值观念。其国内社会政治出现集团对立与矛盾冲突，甚至出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抬头。所有的这一切，都对中国长久以来良好的发展势头带来巨大的挑战，也必将影响到普通百姓的工作与生活。
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正处在科技进步根本性改变社会样态的时代关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社会连接方式、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王天夫，2021)。比较不同社会样态中人们被整合形成社会结构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农业社会中，人们相互连接形成初级社会群体(比照滕尼斯的共同体与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在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组成结构则是以企业组织与社会团体为基础(比照滕尼斯的社会与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在数字社会中，人们以单独的个人形式可以直接连接到数字网络之中，并与他人构成互动完成社会过程(邱泽奇，2020)。社会结构基本形成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的根本性变化。
如果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巨变孕育了社会学并推动了其发展，那么如今数字社会的到来同样也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一样也会带来社会思潮的涌现与社会理论的繁荣。与200年前社会研究的先驱们所面对的社会变迁极为类似，只是当前面对着更为精深的技术、更为快速的步调、更为彻底的与过去的决裂，以及更难把握的未来。毫无疑问，社会调查正好就是描述记录这些社会巨变，积累准备数据资料素材，一方面在实践中发现定义社会问题，并寻求社会改造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炼概念抽象思想，并寻求社会变迁的解释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社会变迁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为社会思潮与社会思想的涌现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与条件，而做好社会调查收集经验材料则是利用历史机遇，达成学术发展的重要基础与不可或缺的前期准备。
（二）社会调查的基本议题与新方法
那么，社会调查具体记录的是社会变迁哪些方面的内容呢?抑或由社会调查的材料抽象构建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理论呢?
事实上，可以发现，那些经典与基本的社会研究议题在学科诞生200年后重新泛起、依然存在。这是因为，这些问题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当数字技术根本性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肌理结构，改变了原有社会构成的基本形式之后，新的社会群体与职业群体会生成，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这些问题包括，与涂尔干使用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来概括不同社会形态中社会连接的特征与属性类似，数字社会中连接人与人并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到底以何种方式与形态显示出来?
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特征与属性又显示出怎样的不同?身处其中的人们面对这样的社会组成机制与过程，又是如何面对与应付的?正在成形的数字社会中的社会契约与社会机制又有怎样的特征与形式?如此等等。
也许，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宏大的理论问题。但是，我们却应该也能够从细微处捕捉回答这些问题的线索。正如200年前的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的奠基人所开展的社会研究的传统，也正如100年前中国社会调查的先辈们所开创的了解社会实情的基业一样，社会调查依然是理解社会的起点。具体而言，在数字社会逐渐成形的过程中，社会调查至少可以着手去收集具体资料与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人们在使用数字技术过程中的便利与困境、普通百姓的工作过程与日常生活、各种社会群体与职业群体的共同体特征与属性及维系机制、不同个人与群体间社会互动的过程与具体机制的特征与属性、数字生产与数字生活中不同群体不平等状况及其起源与分化分层机制等。所有的这些调查结果，都可以与以往的社会调查结果相比较，以此来凸显数字时代社会变迁的独特过程与特征。
随着数字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的变化，社会调查的方法也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Salganik，2018)。事实上，数据(包括数字化的文本文字资料)是数字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数字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素材，在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中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收集数据以供社会研究分析的过程繁多，可以从社会经济过程中自动产生，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同步收集(Lazar & Radford，2017)。除去这些适时收集数据的方法以外，通过数字化改造的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也正在被更广泛地使用(Hampton，2017)。面对面的入户访谈收集问卷的方式，不仅变得效率低下，同时也越来越难以让人接受，这必然大幅度提升了获得调查资料的难度与实施的人力物力成本。线上调查(online survey)将传统的统计调查搬到网络上，通过网络分发问卷，由受访人通过通讯终端填写回答问卷，线上调查平台在后台自动收集整理数据形成数据库，研究人员导出数据清理之后就可以用于统计分析。同样，网络民族志(cyberethnography/digital ethnography)延用并改进传统民族志收集资料的基本方法，将观察对象拓展到线上社区，因应个人关系网络在数字社会的拓展，这一方法也挣脱了传统民族志在当地的地理范围的局限(Murphy et al.，2021)。
当然，现在应用于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方法，还处于探索与不断改进的过程中。在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调查内容的取舍选择、调查资料的效度与信度、调查过程的质量控制、调查的伦理规范及其他等各个方面，在现阶段都存在着一些难以绕开与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调查中，为了弥补这样的不足，通常更多地采用定性与定量多种研究方法融合使用。多种方法与方式收集到的资料能够相互印证，从而避免一些上述问题，提升资料收集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这样开展的调查能够更好地捕捉与挖掘到在数字社会中刚刚涌现出来的，并不普遍的新趋势、新群体，获得更完备的数据与资料，能够更好地描述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进程。应该认识到，调查方法的转变是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显现，也必然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而变化。令人感到乐观的是，这一改变的进程正朝着更为完善成熟的目标飞速迈进。
（三）从社会调查到社会理论
正是因为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的进程，社会调查作为理解社会记录社会变迁的工具，也到了反思其宗旨、展望其未来的时刻。仔细审思，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探索与讨论社会调查在数字时代的任务。
一方面，社会调查应当更准确地记录与展示社会变迁的历程。当前的社会调查通常采用大规模全人口覆盖的抽样调查。这样产生的关于社会总体状况与趋势的资料标准化程度较高、获得效率也较高。但是，在数字社会成形的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与差异逐渐拉大：流动性的增加使得实施抽样调查的难度前所未有地大幅度增加；新的社会群体出现的频率与概率显著提升，抽样调查难以覆盖这些正在浮现的新群体，这就有可能忽视社会变迁的新趋势。更重要的是，在朝数字时代过渡的时期里，这样的调查方式将毫无悬念地错过众多的细节。特别是普通百姓在恢弘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主动或是无奈地改变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包括人们面对新的社会趋势时不绝的困惑、仓皇的选择以及可能的无助。这样的细节数据与资料显然需要通过更为细致的挖掘才可能得到。百年前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先贤们，已经扭转了理解社会的思想观念，从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生产过程中记录社会变迁。如今，我们显然应当继续坚信与坚持他们所信仰的社会调查。
另一方面，社会调查应当成为理论建构的起点。所有的社会调查都不应当仅是调查结果的呈现，更不应当是大篇幅数据表格的罗列。曾有学者用浅白的语言概括过，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要“讲个故事，说个道理”。“讲个故事”是指，运用社会过程本身的发展逻辑脉络，通过构思组织，将调查资料呈现出来；“说个道理”是指，以这些资料呈现为基础，能够抽象提炼出更为一般、更具普适性的通用概念与中观理论。诚如斯言。社会调查也一定是材料与理论缺一不可。没有经验资料与个人体验支撑的理论，宛然犹如深秋的浮萍，干瘪无根基；没有概念提炼与理论归纳升华的资料，最多只是仲夏的繁花，鲜活无长日。调查特定社会群体与职业群体，就应该提炼抽象出群体的特征与属性。而这些提炼出来的概念，向上可以与数字技术的使用相对应，描述该群体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变迁的策略安排；同时也可以与其他群体类似的应对策略相联系、相比较，从更宏观的维度描述数字社会变迁进程。
从社会调查材料到建构理论之所以特别重要，还有以下五个原因。第一，这是社会学学科本土化的要求。社会调查收集关于中国社会自身社会实践的资料，在归纳抽象到社会理论之前，这些资料无法构成对于中国社会的系统理解与阐释，并不能成为学科知识积累的基本单位，只有上升成社会理论才能够成为学科本土化知识的一部分。第二，这是抓住学科发展历史性机遇的要求。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高度重合。中国社会在这一轮数字社会变迁过程中，正在经历着一次“自然”的社会实验，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完美”对象。同时，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得中国社会在数字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丰富的数据，成为重要的社会发展与学科研究的资源。第三，这是参与理论对话并对社会变迁一般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要求。社会调查的资料丰富多彩，同时也千差万别。这既是资料的属性与特色，也是资料在沟通交流上缺乏共通性的短板。资料只有上升到理论，才能够相互对照交流，才能够对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做出修正与补充。第四，这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只有从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基础资料出发，提炼出通则性的概念与理论，才能够在知识体系的对话中真正获得话语权，才能够建立起立足中国社会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第五，这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组成部分的要求。社会调查记录的社会变迁过程，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成就。调查只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才能够从学理的角度更好地阐释中国现代化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性作用。
（四）从记录社会变迁到建立自主知识体系
数字时代正以坚定的步伐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调查应当敏锐地抓住此过程中浮现出来的新的社会过程与社会事件，做好观察与记录，尝试着提炼概念与构建理论，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与趋势预测，为社会政策提供事实依据，为建设更健康、更包容的数字社会做好理论准备。至少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来着手：
（1）数字技术带来的时代变迁；
（2）在社会互动与社会交往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方式与流程的改变；
（3）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并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过程；
（4）生产过程中，特定的生产过程的改变；
（5）数据的生产过程与使用，以及产权与收益的社会性后果；
（6）劳动过程中，新的职业群体的产生与群体特征与属性；
（7）社会生活中，新的社会群体产生的过程与群体凝聚力的维系机制；
（8）数字技术推进过程中，被忽略与受到损害的社会群体特征与属性，以及潜在的社会后果与应对的社会政策；
（9）沿着数字技术逻辑产生的新旧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潜在的社会后果与社会分化过程；
（10）在城乡社区生活中，数字技术带来的城乡生活方式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改变；
（11）数字技术逻辑带来的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的震荡与重新整合；
（12）在虚拟社会中，数字社会群体的形成过程、特征属性与认同机制；
（13）虚实社会之间群体身份的对应嫁接与交叉错位；
（14）数字社会群体的内外冲突与空间争夺；
（15）虚拟社会中，社会秩序的成形与演化进程；
（16）对于以上社会事实的概念提炼与理论概括的尝试性工作；
（17）其他相关的社会现象的描述与挖掘；
……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工业技术更多的是学习与追赶。用社会调查记录社会变迁、解释社会进程，同时也是学习、借鉴国外的方法与理论并将之本土化的过程。如今，当数字化技术的浪潮全面席卷，中国与世界其他众多国家同时进入数字社会。在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诸多方面，中国社会走在世界前列，成为引领者。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积累了人才与本土经验。在社会实践与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单是延续以往的学习与借鉴的趋势，已经无法满足对于自主理论解释的需要。新局势之下，中国社会学面临着新的学科使命，即从借鉴者、学习者，变成创造者、引领者，建立自主知识体系，获取更大的学术话语权。
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和阐释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面临着确立研究视角的问题。首先，应当详细准确地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成就，成为人类历史上覆盖人口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也正在改变世界格局。无论是敌是友，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事实都一致赞同与认可。记录并展示这一变迁历程是编写人类历史的内容。第二，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属性。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的历史，向上承接中国文明历史的社会实践，向下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第三，应当敏锐地捕捉推动这一变迁进程背后的特定机制。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必然有着特定的历史路径依赖，这决定着在推动这一进程的背后有着特定的历史传承与社会情境，捕捉特定的机制就是要更完整地寻求解释框架。第四，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变迁历程是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现有的社会变迁理论框架为人类变迁历史进程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解释。在详细的记录材料的基础上，可以使用这些理论框架尝试着阐释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第五，应当积极与现有理论展开对话，对其展开补充修正。基于描述中国社会变迁的材料，对相应的概念进行提炼与理论提升。从知识积累的角度来看，产生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知识，应当积极与现有知识展开比较研究。唯有这样，才能够展示中国社会变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而参与到解释人类文明进程的知识积累之中。
七、结语
社会调查记录社会变迁，收集社会事实的资料，对于推动社会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调查研究通过第一手经历与资料了解社会实情，对于寻求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之路也是必经之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1991a：109)。“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2018)。在五四运动前后，早期中共领导人就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更是放弃“勤工俭学”留洋的机会，深入中国社会基层开展调查。早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主持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带领学员们到各地开展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状况调查，详细记录佃农家计生活的收入与支出，分析佃农开展农业生产的困难；后来更是在32天的时间里，跑遍5个县，详细地调查了“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这些调查产生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1991b：3—11)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1991c：12—44)。习近平在1988年6月刚到福建宁德时，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闽东与邻近的浙南的城市乡村，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逐步形成闽东发展的具体思路。
回顾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100多年前的先贤们的困惑是，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中国传统社会里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保留并成为文化营养，支撑中国找到发展的方向?而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科学亟需给出答案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时间保持经济迅猛增长，同时能够长期维持社会局面的稳定?这既需要了解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也需要理解近两百年间的社会历史变迁。如此，才能够承接百年来的社会调查历史与记录完整的社会变迁过程，才能够更完备地积累社会调查资料与推进社会研究的学科建设，也才能够更好地充分认识到百年来的伟大历史成就，才能够更充分地回答上面亟待回答的问题。以下这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给出更清晰地说明。1914年，狄特莫(Dittmer，1918)调查了清华大学周围的近200户居民的家计生活费，计算得出当时的恩格尔系数高达79%；同一时期，陶孟和在著名的北平家庭生活费调查中，计算给出的北平城市里劳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71.2%(陶孟和，2011c)。可以推论的是，绝大多数当时生活在农村的中国农民家庭的食品支出比例(即恩格尔系数)，应该远远高于这些北平大城市的劳工家庭。作为对比，2021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与一些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显示着百年后的中国社会朝向更富裕的生活水准大步迈进。
如今，数字社会的来临在带来根本性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作为社会研究的基础性过程，社会调查记录社会变迁的宗旨没有变化，但是收集资料的对象已经完全不同，记录的方式与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外，社会调查更宏大的目标，则变成了提供研究素材，推动社会分析的进展，建立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总结起来，社会调查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冷静面对当前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敏锐捕捉设定此一转型过程中的真实社会议题，积极实施深入社会实践的社会调查，精准提炼合乎实际的抽象观念，谨慎尝试初步的理论概括，大胆参与国际前沿理论对话，努力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
来源：《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