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还处于探索中

社会调查可以被定义为针对选定的社会议题,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收集相应的社会过程与社会事件的数据与资料,以备随后更进一步的整理分析,为社会理论的建构与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材料支撑的学术活动。

社会调查之于中国社会学,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从一开始,社会调查就是一种社会思想,是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根本性与基础性的理解社会的哲学视角与价值观念。社会调查由此出发,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切入点,也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壮大的知识积累的重要内容。

数字社会中的社会调查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社会连接方式、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从而根本地改变社会样态。如果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学并推动了其发展,那么如今数字社会的到来,同样也将带来社会思潮的涌现与社会理论的繁荣。与两百年前的先贤们所面对的社会巨变极为类似,只是当前我们面对着更为精深的技术、更为快速的步调、更为彻底的与过去的决裂,以及更难把握的未来。

毫无疑问,社会调查能够描述记录这些社会巨变,积累准备数据资料素材,发现定义社会问题,寻求社会变迁的解释框架。更为具体的,在数字社会逐渐成形的过程中,社会调查至少可以从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方式与流程的改变、人们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带来的社会分化过程等方面,着手记录数字时代新的社会变迁趋势。

所有的这些调查结果,都可以与以往的社会调查结果相比较,以此来凸显数字时代社会变迁的独特过程与特征。

随着数字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的变化,社会调查的方法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数据(包括数字化的文本文字资料)是数字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数字社会研究中的最重要素材。数据可以从社会经济过程中自动产生,也可以做有针对性的同步收集。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通过数字化的改造,也正在被更为广泛地使用。线上调查将传统的统计调查搬到网络上,网络民族志将观察对象拓展到线上社区,挣脱了传统民族志在当地地理范围的局限。

当然,现在应用于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还处于探索与不断改进的过程中。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调查内容的取舍选择、调查资料的效度与信度、调查过程的质量控制、调查的伦理规范及其他各个方面,在现阶段都存在着一些难以绕开与解决的问题。

从社会调查到社会理论

社会调查在准确记录与展示社会变迁历程的同时,应当成为建构理论的起点。所有的社会调查都不应当仅仅是调查结果的呈现,更不应当是大篇幅数据表格的罗列。社会调查一定是材料与理论缺一不可。没有经验资料与个人体验支撑的理论,宛如深秋的浮萍,干瘪无根基;没有概念提炼与理论归纳升华的资料,最多只是仲夏的繁花,鲜活无长日。

在工业化生产时代,中国更多的是学习与追赶。用社会调查记录社会变迁的进程,也是一个学习、借鉴并本土化的过程。如今在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诸多方面,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成为引领者,中国社会学也已积累了人才与本土研究的经验与经历。因此,中国社会学应当从“借鉴者”“学习者”,变成主动的“创造者”“引领者”。

延续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

回顾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历史,一百多年前的先贤们的困惑是,当时的中国为什么落后?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长期迅猛增长,同时社会能够长期保持稳定?这既需要了解当前的社会转型过程,也需要理解近两百年间的社会历史变迁。

如今,数字社会带来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作为社会研究的基础性过程,社会调查收集资料的对象已经完全不同,记录的方式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记录社会变迁的宗旨没有改变。

在当前,社会调查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冷静面对当前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敏锐捕捉并设定此一转型过程中的真实社会议题,积极实施深入实践的社会调查,精准提炼合乎实际的抽象观念,谨慎尝试初步的理论概括,大胆参与国际前沿理论对话,努力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


来源:《北京日报》3-22

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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