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下午在六教，清华大学卓越访问教授马德斌做客社科大讲堂，以“国家能力与世界经济史上的大分流”为题，为线上和线下200余名师生剖析近代中国与西方在国家能力上出现大分流、特别是财政与金融制度差异导致两者不同经济发展路径的原因。

主讲人马德斌

讲座伊始，马德斌教授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这一核心概念切入，指出财政与金融体系的互动是理解近代经济分流的关键。他提出，现代国家的崛起不仅依赖税收能力，更需通过金融市场将税收转化为信用资本，而中西方在此路径上的差异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

马德斌以英国为例，剖析了光荣革命后的宪政改革如何重塑国家能力。他指出，英国通过限制王权、建立国会主导的财政体系，实现了税收透明化与公债信用化。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成立标志着金融技术的突破——政府以税收为抵押发行公债，形成“财政—金融”良性循环。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战争动员能力，还推动了货币信用扩张。相比之下，中国虽早于西方发明纸币，却因缺乏稳定的公债市场和法治保障，屡陷通胀危机。清朝依赖低税均衡与实物财政，面对外战时动员能力薄弱，最终在鸦片战争中暴露制度短板。

对于中西方大分流的根源，马德斌强调“权力约束反而增强国家能力”的悖论。他以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观察为例，指出专制政权往往征税效率低下，而受制约的政府因信用更高，反而能募集更多资源。这一现象在近代欧洲尤为明显：荷兰、英国等“宪政国家”的税收占GDP比重远超奥斯曼帝国等专制政权。中国虽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却因未能形成“税收—公债—金融”的现代链条，在19世纪全球化竞争中逐渐落后。

最后，马德斌讲解民国时期的金融改革时指出，上海租界与海关的“半独立”属性为近代中国提供了特殊试验地。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开始引进西方的财政与金融制度，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通过引入西方银行制度、为政府发行公债并建立信用担保机制，短暂复制了英国十八世纪的财政金融模式。张嘉璈等银行家推动公债重组、私有化改革，一度使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然而，国民政府后期的权力扩张与税源枯竭，导致金融体系再度崩塌。

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马德斌回答了现场同学提出的关于殖民扩张与税收关系、地理因素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民国公债信用崩塌的根源等问题。

本场讲座系清华大学2025年《社科大讲堂》第三讲暨社科学院教师学术报告会，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龙登高教授主持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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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斌（Debin Ma）现任清华大学卓越访问教授，牛津大学万灵学院Quondam Fellow，香港大学量化历史中心研究员，曼彻斯特大学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访问兼职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涵盖中国及东亚的长期经济增长，探讨制度与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对中国、东亚其他国家及欧洲的长期经济变迁与生活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等国际知名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著有《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同时，他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中国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的合作主编。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