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下午，2015年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答辩会在主楼后厅举行，社会科学学院的高晨曦与来自航空航天学院的苏雷、建筑系的商宇航、水利系的侯时雨、机械系的杨韵芳等15位候选人先后分享了自己各具特色的学习成长经历和感受。校党委副书记、奖助学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史宗恺出席答辩会。
今年本科生特奖共有院系推荐、部门推荐和学生自荐三种方式，本次特等奖学金评选共收到48名优秀同学的申报材料，经过校奖助学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材料审核、初评会议两个环节，共有15位同学入围答辩环节。
他是高晨曦，来自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在大学二年级时，他坚持了实在主义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完成了《价值理论批判》一文。为了向国内学界介绍实在主义方法论，他组织研究组翻译戈德利尔《经济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一书。大学三年级在经济学前沿专题的课堂中，他在陈年葡萄酒等具体现实问题的总结上，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合力论模型。随后，陆续翻译并发表了《经济的金融化》《国民收入论》《价值理论与生产劳动》《支撑战后资本主义霸权的经济要因》《从共同体所有到私有制》等文。在学术上，经历了中学和大学前三年的积累，他开始接触现实问题，并选择了先学术后政治的道路。一方面，我的研究对象转移到了安倍经济学、派遣劳动的现实问题，发表了《技术变革》一文。在赴日研修期间，与独占研究会的各位前辈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翻译了《日美金融政策比较》《现代资本主义论》等文。
另一方面，他亲自参与了日本左翼的反安保示威游行，和同伴们共同努力。为号召更多人响应运动并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他组建了“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主持了《概念的本体化与本体的概念化》《科学主义与意识形态》等讲座，并担任《共同体所有、私有制和社会的个人所有》讲座同声传译。今年秋天，他还将主持日本独占研究会代表团50周年纪念研讨会（清华）。
【答辩稿】社会科学的责任
社会科学的责任
——在特奖答辩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接下来请允许我讲述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我的学术理念。
幼年时我生活的地方，是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国营工厂区。我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科技、经济、社会变革的时代。在我小学的时候，计算机这个神奇的东西走进了厂里人的家庭；初中的时候，我身边有了第一条轻轨、搬进了新修的高楼。
然而同时，我也发现，夜里回家的工人脸上已经没有了改革前的自豪，只剩下疲惫和茫然。雨后春笋般新建的高楼周围，是劳动者愈显破旧的平房；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者只是等着晚上8点后打折的食品，以填补物价与工资的剪刀差。
同学们，这让我产生了深深的疑惑：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难道不应当是为了让支撑社会的大多数劳动者，过上更自由、幸福的生活吗？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伴随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这是社会的责任，是社会科学的责任。
我希望改变这一现状。这一答案，就在社会科学中。
可以说，我能将小时候的理想带到大学，单纯因为它是十分美好，因为我认为，为多数人的自由与幸福而努力，为社会的进步与完善而努力的方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错的！
但是现在，从我跨进清华大学、进入社科学院的那一刻，我不再是憧憬，而是要去实现。
就像战士需要武器，建筑工需要砖瓦一样，实现理想需要科学的理论。
为此，扪心自问，我们社会科学[1]，是否把人当做了人。不是理性人、经济人，更不是可以加减乘除、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的要素。
我追求的，首先是现实的理论，它应当以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和他的一切社会关系，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对象；它应当关注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应当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正像人不是只有生产机器这一个用途。从这个意义来说，现实性是社会科学的人道主义[2]。
而现实性，归根结底是在总体论的立体世界上增加历史的时间轴。总体与历史的统一，在总体的立体空间上加上历史的时间轴[3]。卢卡奇指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4]”。
然而，我逐渐发现，主流历史学带给了我无数残缺的史料碎片[5]，却只是停留于历史，拒绝告诉我历史的逻辑、规律及其现实意义；主流社会学发明了花样百出的新概念、新名词，却无视概念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仿佛这是不容置疑的神启；主流经济学则是不仅发明了理性人的世界，还试图把自己建构的幻想世界强加给现实世界。它们都不是我想要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应当时刻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不应单单是寻求真实的理念，它必须考虑现实世界生活着的、活生生的人，它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人们生存、保障人的尊严、增进人的幸福。这是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社会科学不应自上而下地指示人们应该怎样做，它需要认识社会、历史实践运动的过程，最大限度地参与、支持社会的进步运动。这意味着，不是空谈和指使，哲学家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因此，实践观是社会科学的民主主义[7]。
这让我不得不在最后提起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立场。
既然社会科学对人类的自由与幸福负有责任，那我们就必须要问，在不同人的利益[8]存在矛盾[9]的现实中，社会科学要捍卫谁的自由、实现谁的幸福？它的理论建立在谁的视角上，它的建议对谁有利？要明白这一点，必须通过实践。
今年暑期，我赴日研修课题的安倍经济学正是这种打着科学名义掠夺劳动者的强盗理论。而打着理性旗号的安倍御用学者则肆意攻击全国反安保示威行动。这让我认识到，如果多数人的自由与幸福已经或正在受到侵害，任何阻碍人民运动的所谓“科学”等同于站在人民的对立面[10]。
我也直接参与了日本的全国反安保示威，国会前的十万抗议人群、近七成国民的反对，都阻止不了新安保法案，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宪法开不了万世太平，民主的形式不代表民主的实质，而没有民主的实质，宪政终归是一句空话。因此，我决定，我会在社会科学和社会两个战场上，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实现真正的民主，创造人人平等、自由和幸福的社会。
理想在遥不可及的彼岸，正因路途无比艰险才值得挑战。为此，我们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和牺牲，都将让后人离理想更进一步。我相信，这是社会科学的责任，是马克思主义的责任。它是我进入清华大学的目的，更是我身为清华人的责任！
[1]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它的服务对象。
[2]卢卡奇指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2014年，58页。
[3]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是十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全集》22卷，591-592。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2014，58页。
[5]关于社会科学的碎片化，卢卡奇指出：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经济学、法律等），它们的出现本身看来就为这样一种科学研究大大地开辟了道路。因此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包含的倾向，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科学”……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历史与阶级意识》，54-55.
[6]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
[7]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8]在哲学家那里，尤其是试图抽象出“纯粹”人类这一新物种的哲学家那里，显然，连不同人的概念都是不存在的。
[9]矛盾并不是对现实的科学理解还不完全的标志，而是相反，它们密不可分地属于现实的本身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60。
[10]这意味着，只有现实的建议——建立在总体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上的社会科学理论，才有可能是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