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在六教，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孙宇辰做客社科大讲堂，以“古代人的民主与现代人的自由：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历史意识”为题，为线上线下200余名师生讲解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历史意识，追溯苏格兰启蒙哲人的思想世界和他们笔下现代人的自由故事，并思考现代自由观念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

主讲人孙宇辰

讲座伊始，孙宇辰引出“古今自由问题”，讲解了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分析了古今历史处境的不同。贡斯当对古代和现代自由的区分，离不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孙宇辰分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背景与特点，指出苏格兰启蒙运动较为温和且强调情感、经验与传统习俗，这种独特性受到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政治联合、经济发展以及城市与大学文化的影响。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发现了一种现代自由观念：个人的生命、人身与财产在法治之下不受任意伤害的安全状态。这种自由观念既不同于后世所谓“消极自由”，更与古代城邦公民通过民主参与和分享统治权力来保障自由的理想大相径庭。

本场讲座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三位苏格兰启蒙哲人的思想为例，探讨现代自由的历史叙事和历史理论，讲述了现代自由何以兴起的历史故事，而且在总体上赞赏法治、宽和与现代自由的价值，批评古代城邦政治的奴隶制基础和激烈的派系斗争，反对在现代社会追求古代人的自由的做法。其中，斯密不但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阶段论”，而且追溯了现代自由在欧洲真实历史中的展开过程。斯密提出，欧洲的历史偏离了社会发展的自然次序，不是封建农业的剩余带动国外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而是国外贸易和制造业的兴起使得奢侈消费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促进了常规政府的设立，带来了法治、安全和现代人的自由。

斯密的历史叙事受到休谟的启发。休谟更早地勾勒了探讨了商业与奢侈带来自由的历史叙事。16世纪欧洲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商业与航海版图的扩展，使平民逐渐获得土地和新财富形态。奢侈的发展使封建领主之间从武装力量的攀比转向了更为文明的物质和文化享受的竞争，封建领主的财富和权力大大减少。欧洲君主借此机会增强自身权力，建立绝对君主制，并在18世纪逐渐向文明君主制转型，在国内建立了统一、常规的法治，使普通民众得到较好的安全保障。

孙宇辰认为，不同于人们的通常印象，休谟、斯密乃至贡斯当所赞赏的现代人的自由不是一种消极自由，而是一种法治之下的无支配的自由，而无支配自由观并不是“新罗马自由观”或“共和主义自由”的专利。休谟与斯密的文本揭示出以下洞见：现代自由的基础和保障是法治，而不是共和式的民主参与；共和式的民主参与可能损害个人的无支配自由；现代自由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相容的。

最后，孙宇辰分析了现代自由的困难与挑战，讲解了弗格森对于自由可能腐蚀民族精神和个人品质的担忧，并结合贡斯当的文本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揭示出古代人的自由理想所具有的持久吸引力，认为这有助于我们从政治理论的视野来理解当前的世界处境。

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孙宇辰回答了现场同学提出的关于freedom和liberty的区别、民粹主义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启蒙哲人如何审视被殖民者的自由等问题。

本场讲座系清华大学2025年“社科大讲堂”第二讲，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王敏钊主持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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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讲师。求学于北京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2024年取得伦敦国王学院政治思想史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当前研究聚焦18世纪政治思想（特别是休谟、斯密、卢梭）、自由主义和自由问题。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